7月23日,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左二)与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钢(右二)在瑞金红军广场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留影。
当天上午,开国元勋后代“情系长征路”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参加此次活动的开国元勋后代们将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通过寻访革命旧址、散发宣传材料、给青少年和部队官兵作报告等形式,宣传长征精神,弘扬革命传统。新华社记者陈春园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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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长征第一天吗?”年轻的本报记者大声问。
100岁的老红军苏景轼静静躺着,面无表情。他已无法言语,也听不见。
然而,在看到记者于采访本上一笔一划写下二字―――“长征”―――时,老人的脸奇迹般有了动静:先吃力地点了点头,颤抖着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又缓缓伸出手,握住本报记者赶忙递上的笔想写,却终力不从心停下。正当记者以为就这样时,刹那间,只见老人来回摩挲着采访本上的字,忽然就咧开了嘴,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脸上的皱纹如菊花般绽放……
长征,岁月回眸时饱含深情的一笑,战火纷飞中悲壮不朽的进发。
1934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在于都河集结完毕,迈开长征第一步。此前在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红都瑞金出发,齐聚于都大转移。
这一天,于都河畔,人密马嘶,长长的队列行进在水波光影上。
这一天,苏景轼即将迎来他的28岁生日。到下一个生日时,他平均每80位战友仅约6人存活。
这一天,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战士们边走边回望河对岸那片红土地,放慢了脚步。8万人的被迫转移,茫茫然的悲壮出发。这位共和国元帅数十年后仍清晰记得,那时,“正当夕阳西下”。
于是我们知道了:万里长征第一天,长河落日,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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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王承登心里觉得有点怪。
这位当年20岁的兴国籍机枪队1班班长向本报记者回忆:他过河时已是晚上,夜幕下,605米宽的于都河面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静得悄无声息。
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条河这么宽,过了就很难回家了。临河的百姓家煤油灯星星点点,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家门口看着长队,一声不出。他们见惯了,红军常常中午还在百姓家挑水扫地,晚上整整行装说走就走。就在这一天上午,一军团保卫局的童小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还和战友一起,如常将驻地群众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水缸挑满水,割捆草到牛棚。下午,即开拔。
这一天没有人想到,这一别直到新中国成立。
于都河上的长队一连走了好几夜。时为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的钟明对本报记者说:“人太多,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
92岁的老红军真房在本报记者问其番号时,脱口而出“红三军团6师17团,同志哥,我们可是‘兴国模范师’!”再问长征第一天,老人想了又想,还是只记得“是一个大月亮的晚上”,至于为什么出发、出发去哪,“直到陕北才知道,哦,原来是长征了。”
我们采访的老红军们几乎个个记得,这一夜,于都河上月明水静。可当时8万中央红军没有几人知道,这一天,万里长征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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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袁林看着漫山遍河的部队,心里是有几分明白的。
他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凭着职业敏感,他从《红色中华》报署名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文中,嗅出一丝新动向―――“文章说,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离长征仅十余天时,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
形势明摆着。袁林说:“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刚失败,大家心里都很烦闷,有人骂李德那一套洋玩艺在中国行不通。”童小鹏记得,前四次反围剿他老忙着处理俘虏,这一次却闲得发慌,全被派去修堡垒。可没有钢筋水泥,挡不住飞机大炮,苏区21县很快锐减为约8县。10月初,“形势越发紧张起来”,不走不行了。
可走也走得莫名其妙。袁林带着刚招募的六七百新兵拿着棍子梭镖急赴于都,只见漫山遍野的部队混杂大量辎重,连庞大的印钞机都带上了。大军日行十余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
刘伯承回忆长征,用的是“猝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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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者之一的李德,这一天未过于都河。
他自忆半夜至拂晓一直在与项英彻谈。于是,在中央红军已因一系列“左倾”瞎指挥被迫转移的最后时刻,却仍是由这位外国来的军事顾问,向留在苏区的负责人做最后交代。
黎明河雾,他骑一匹良种白马,又另带一匹马专驮咖啡香烟,飞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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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毛泽东疾病缠身。
苏区已千疮百孔,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却仍在以苏区政府主席的身份给留下的干部讲话。这一天,检点行装,他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两天后出发。
聂荣臻记得,9月中旬与一军团长得令秘密准备转移后,曾一起找毛泽东想问个究竟。而毛泽东却答非所问地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如何?当时的他能说些什么。亲弟弟毛泽覃被留下(半年后牺牲),他也无法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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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17岁战士吕青林因病被留在苏区。
当时什么感觉?“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他说。
雄心不已,吕老向本报记者说起往事语气纵横:“我们游击的范围很大!江西、福建、广东。没米就喝南瓜汤,睡觉习惯在河塘边,衣服是绝对不脱的,有时一个晚上得换好几处睡。”
从这一天起的数年,他的最高军事指挥陈毅几乎夜夜换地方。中央机关撤离瑞金的前一天,33岁的陈毅透过医院窗户看见探望的周恩来,这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此拖着枪伤溃烂的脓肿烂腿开始三年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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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王泉媛已经出发。这位后来赫赫有名的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长告诉本报记者,她当时还在外县“扩红”,突然接到刘英一封“又”字形急信,遂夜行40里火速赶回瑞金,成为著名的30名长征妇女干部之一。而刘英自忆,也是在外县“扩红”时,毛泽东要她速回。
谁走谁留,生死攸关,当时就这么一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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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红七军团将领粟裕正琢磨一份电报。
七军团7月离开瑞金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后,一直困惑不解于“左倾”指挥者一系列脱离实际的电令。一天前,来电又令前往闽浙赣苏区,军团首长们整整研究了一天一夜,仍决定请示可否改去实际条件更利发展的皖赣边苏区。
复电同意。21日却又电令,还是前往闽浙赣。
粟裕后才得知,当时派他们北上的真实意图,是想以这支6000之旅,调开40万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困。可能吗?要是一年前蔡廷锴19路军福建事变时,能听毛泽东之计乘敌无暇向北突进,倒可能粉碎敌第五次围剿。而今,福建事已败,良机早已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