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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镜我，原名朱德安，又名朱得安，笔名镜吾、谷荫、朱怡庵、张焕明等，1901年生于鄞县朱家峰村。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加强国内革命文化工作，在日本攻读社会科学、研究马列主义的朱镜我，应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之邀，于1927年10月回到上海。
回国后，朱镜我与其他革命文化工作者一起，在上海展开了颇具声势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活动。他翻译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次作为全译中文单行本在我国出版。并先后主编了《文化批判》和《思想》月刊，被当时评论者认为是自《新青年》以后最有影响的革命文化刊物。他撰写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的社会观》、《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底研究》、《法底本质》、《艺术家当前的任务》等一系列论文，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文艺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他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文章，得到瞿秋白的肯定和赞赏。瞿秋白还曾亲自找他谈话，给予鼓励。在此期间，朱镜我还在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上海法政学院、群治大学和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华南大学等校兼任教授，讲授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文化战士。
1928年5月，朱镜我和李初梨等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集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他担任了党的文化支部组织委员，参加了中央宣传部文化党团。
1929年，中共中央为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朱镜我是文委的成员，成了左翼文化领导人之一。他参与了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并以他为主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1930年3月，朱镜我接替潘汉年任文委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书记。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朱镜我作为发起人之一，和鲁迅等一起出席了成立大会。同年5月，社联宣告成立，朱镜我担任第一任党团书记。这时，他已处于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地位。
左联和社联是左翼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团体。朱镜我经常关心、指导左联的工作。为了使左联的旗帜更加鲜明，朱镜我积极开展理论斗争，为左联刊物撰写《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等理论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是代表左联对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的反动思想文化进行全面分析批判的檄文，起了笔扫千军的作用。
社联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培养和造就大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促进中国革命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造诣颇深的社会科学家、社联党团书记朱镜我，对社联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的一大功绩是，他在主编社联机关刊物《新思潮》期间，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著名的大论战。当时，托派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发表文章，否认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从而否定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了批驳托派的谬论，朱镜我在《新思潮》组织王学文等人写文章，他自己也积极撰文，比较系统、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场论战，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思潮全国性大论战中的重要一次，它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当时社会科学很不发达的中国，朱镜我和王学文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阐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1930年秋，国民党残暴镇压左翼文化，国统区的文化“围剿”进入第二时期。朱镜我和同志们一起，领导了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到这年8月止，社联和左联机关刊物先后被国民党明令查禁。为了坚持文化斗争，朱镜我和潘汉年等于同年8月15日创办了《文化斗争》周刊，作为文总的机关刊物。这个行动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恐慌，惊呼“值得加以注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为了推动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抗日反蒋运动，在朱镜我等人的领导下，文总创办了公开发行的政治性周刊《九·一八》(后又改名为《公道》、《中国与世界》)，朱镜我和瞿秋白、成仿吾、丁玲、田汉、阿英为主要撰稿人。朱镜我的文章大多是社论性的，简明扼要地指出政治方向，正面表达人民的意志。文中词气昂扬，笔锋锐利，为同志们所称道。
1931年秋冬，朱镜我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张闻天、杨尚昆等同志在一起工作。从此，他转入更为秘密的地下斗争，更多地从事党的实际工作。
1932年夏秋间，红军将领陈赓来上海治伤，向朱镜我等上海地下党人介绍了红四方面军在反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的英勇战斗情况。朱镜我感到，如果鲁迅能根据陈赓介绍的情况写成文学作品，让国内外人民了解红军，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将陈赓介绍的情况记录下来，并把油印材料让冯雪峰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很兴奋，打算写小说，并让冯雪峰约请朱镜我和陈赓到他家专门叙谈了一个下午。以后，朱镜我又让楼适夷陪同陈赓再次到鲁迅家叙谈。虽然鲁迅因不直接熟悉红军战斗气氛等原因最后未写成作品，但朱镜我让冯雪峰送去的那份材料和陈赓的介绍，帮助鲁迅较真实地了解了红军为人民利益而浴血奋战的精神，对鲁迅的思想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鲁迅对那份油印材料极为珍重，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几次转移，但一直珍藏在身边。
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代表中央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翌年，朱镜我被任命为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成为党在国统区思想宣传文化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在此期间，国民党对国统区中共组织的破坏更为疯狂，白色恐怖极为严重。朱镜我经常更换住处，精心布置工作和应变措施，历尽艰险。他还教育地下工作者坚定斗志，不怕艰难，不畏牺牲，坚持工作在白区斗争第一线。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朱镜我和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以及中央文委成员田汉、阳翰笙、杜国庠、许涤新等被捕，被关押在法租界总巡捕房地下室牢房。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等领导人设法向被捕同志传去口信，要求大家抓紧准备好对付敌人的口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泄露党的机密，除非到了刑场，才喊共产党万岁。3月6日，法租界地方法院开庭审讯，经叛徒出庭指证，朱镜我等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南市公安局。3月18日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田汉、阳翰笙、杜国庠等8人，被作为要犯悄悄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国民党破坏上海中央局机关后十分得意，把这件事和红军退出江西苏区进行长征吹嘘为他们“剿共”在军事政治上的“大获全胜”。他们要朱镜我等“打报告”自首，还派叛徒来做“转变”工作。朱镜我大义凛然，嗤之以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兼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焯(陈空如)，是朱镜我的亲戚，曾给朱镜我写信，表示愿意保释他出去，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朱镜我看信后对同志们说：“这些人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理他！”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员雷震，是朱镜我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的同学，也去劝朱镜我“自新”。朱镜我用日语和雷震进行激烈辩论，声明自己无罪，根本谈不上“自新”。他妻子的叔父赵次胜，当时任国民党宁波专区保安司令，与蒋介石同乡，关系密切，也出面要保释他。但他仍然不为所动，使赵次胜也感叹地夸赞他是“很有骨气的人”。朱镜我常常鼓励被捕的同志坚持斗争，他说：“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黑暗到了顶点，光明也快来到。正如雪莱说过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必须坚持下去。”“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与敌人作斗争。”
由于朱镜我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同年9 月被判处12年徒刑，投入南京郊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他把监牢当作特殊的学校，利用这特有的清闲时机潜心研读英、日版的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教刘宁一等难友学习外文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长期的监狱生活，朱镜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患有的胃溃疡日见严重。西安事变后，他的亲友多次要求狱方准予狱外就医。监狱“教诲室”曾3次找朱镜我单独谈话，只要他在印好的自首书上签个名，就可马上获释。每次都遭到朱镜我的坚决拒绝。
抗战前夕，在中共中央坚持要求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交涉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同意释放由中共方面提出名单的政治犯。1937年6月下旬，朱镜我获得自由。
朱镜我出狱后，先在杭州妻子处养病。这时，他的胃病已非常严重，经常大口吐血，但他拖着病体，积极主动重建抗战后浙江党组织。他联系了竺扬、鲍浙潮等一些共产党人，于同年9月在观音庄建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支部推朱镜我为书记。不久，朱镜我亲赴上海八路军办事处，通过潘汉年接上关系。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委，朱镜我任书记，使宁波地区中断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他受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委托，负责筹建浙江省一级的党组织。同年11月，在杭州皮市巷朱镜我住处，宣布成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于身体有病和中央另有任用等原因，朱镜我未正式参加省临时工委的领导班子，但他实际上是在具体指导和帮助省临时工委的工作，工委书记徐洁身等负责人对他很尊重，经常向他请教。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朱镜我因没有社会职业，生活也很拮据。他回到鄞县朱家峰老家，将家里10多亩土地抵押了，用作交党费和革命活动经费。他还将家具卖了，把钱送给穷人家，以供贫家子弟上学之用。他对乡亲们说：“共产党总要兴旺起来的，大家要办好事。”有人问，啥时候天下可以太平。他回答说；“等到10年以后，穿草鞋的人进了村子，分不出哪是官哪是兵，天下就太平了。”当地大地主、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某对朱镜我所言所行极为反感，“忠告”他：“不要吃共产党的饭，还是改邪归正吧！”他义正词严地反问何为正邪，驳得陈某理屈词穷。朱镜我的一位表兄叫吴隅，曾任中山舰舰长，他见朱镜我穿一件旧长衫，骨瘦如柴，不无惋惜地说：“你有学问，有才能，何苦再做共产党的冒险事！图什么？还是跟我去做国民党的官吧！”朱镜我淡淡一笑答道；“我要是为了做官，10年前也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1938年2月，朱镜我奉调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
同年11月，朱镜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兼军刊《抗敌》杂志主编。他还让妻子赵独步及年少的长子、长女参加了新四军。他虽胃病严重，仍坚持工作。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全军的宣传教育工作搞得生气勃勃。他身为著名学者、军内高级干部，但一身士兵服装，与大家吃住在一起，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为《抗敌》和军报《抗敌报》撰写了大量文章，论述了国际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问题，及时评介抗战局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揭露、斥责消极投降的倾向。他的妻子赵独步身为留日归国的知识女性，在新四军中脚穿草鞋，兢兢业业，先为军部译电员，后任新四军抗日军人子弟学校教务训导主任，赢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他们夫妇俩和袁国平夫妇、薛暮桥夫妇，曾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妇，一时传为美谈。
1940年10月，国民党当局又一次制造反共磨擦，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出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中共中央为顾全国共团结抗日的大局，决定将新四军皖南部队撤往长江以北。同年12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后方机关人员分两批先后经苏南撤往江北。由于朱镜我重病在身，军部曾安排他和刚动过手术的组织部长李子芳一起去苏南。再经上海前去苏北。但他和李子芳考虑到身为领导干部，坚持要与大部队一起行动。他曾对军部统战部长夏征农说过；“我是宣教部长，怎么可以离开部队先走呢！”同月，他在《抗敌》杂志发表了《抗战中国的新危机》一文，愤怒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呼吁抗日军人和人民群众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行到底。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发生了。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辖皖南部队全部撤离泾县云岭地区，朱镜我抱病随队行动。6日，队伍与前来拦截的国民党军队交战，边打边撤。7日，队伍在丕岭又遇国民党军队阻击，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朱镜我的身体已是极其虚弱了，只得用了担架。到8日晚，他大量吐血，冒着严寒、风雨和枪弹随队日夜兼程，进入石井坑。9日夜，随同叶挺军长行动的钱俊瑞前去看望病重的朱镜我，转告了叶军长的意见：因局势十分困难，希望他能设法化装躲到农民家里。朱镜我点了点头，难过得红了眼圈，但他反而安慰钱俊瑞说：“我们最后终是会成功的。”
12日，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队伍发起总攻，朱镜我等一部分人被围困在石井坑虎云垄山头。13日，困守在石井坑的新四军各部队分散突围。警卫员和战士们要背朱镜我突围，他自知难以幸免，为了不连累战士，让他们尽快突围出去，他命令战士：“不必为我多送几条性命！”“你们自己快打出去。”战士们坚持要背他下山，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自己的首长。朱镜我严令战士迅速突围，而他自己却战斗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时，他年仅40岁。
他，以自己的死换取了战士生的希望，走完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光荣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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