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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昌，又名陈希堪，镇海人，1906年10月，出生在镇海县城关镇李衙前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个举人，后被有钱人家聘为清馆(合伙聘请的家庭教师)，在武汉教书。陈寿昌少年时代，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局面，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他的哥哥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为抵制日货，到处奔走呼号，不幸积劳成疾，得了肺病，不治身亡。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年仅13岁的陈故里昌代表家属致词。这对少年时代陈寿昌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寿昌16岁离开家乡，到祖父所在的武汉。他考进了电报局，被分配到郑州电报局工作。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陈寿昌从中得到了鼓舞。他积极参加组织电报局职工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后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陈寿昌也就从郑州转到武汉电报局，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他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一起，积极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参与了组织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1927年6月20日，陈寿昌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判变革命。宁汉合流，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武汉三镇，陈寿昌一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大革命失败，一些好心人规劝他：“年轻人，又有家室，何必去冒这个风险。电报局待遇优厚，还是安分守已，保牢铁饭碗吧”。但陈寿昌却自动辞职，去上海打听党组织的下落。在路上他遇见了李立三，这真好比孩子找到了亲娘。从此，他又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他深入到店员的最下层，在石路(今上海福建中路)一带衣装店员中开展工作。一次湖南农民打土豪没收了一批金银财宝，秘密运到武汉，要设法转送到上海，作为党中央的经费。党把这一重任委托陈寿昌去完成。陈寿昌身着长袍马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老板，偕同夫人胡友娣，还跟随着一名身材魁梧的“听差”(党组织派来的警卫员)同行。到了武汉，他迅速接上了关系，接收了这一批足足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财宝。为了避人耳目，他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今天上这个银楼兑一点，明天上那个银楼兑一点，把兑换得来的钱钞陆续汇给上海党中央秘密机关。
1928年，陈寿昌被调到中央特科，先在二科(情报科)工作，后任四科(交通科)科长。他勇敢机警的工作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一直为知情同志所赞颂。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生活很艰苦，陈寿昌经常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带着一副近视眼镜，扮作一个小学教员，同有关同志进行秘密联络。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步行，有时在路上买个大饼弃饥。他带着秘密文件、资料走在路上，曾几次碰到巡捕“抄靶子”，由于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他对每件工作，都要求有个结果，决不许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在研究工作时，他很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发。因特科工作是直接同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平时他要看很多中文报纸，还要看英文报，对公开和秘密搜集的资料，进行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判断敌人动向，确定对策，争取主动。
陈寿昌出身电报工人，熟悉无线电技术，因此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以无线电老板身份作掩护，往往1个月要搬两次家。在周恩来领导下，他与陈赓两人作为特科的联络员，指导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的工作，在保卫党中央，及时了解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部署，开展营救同志、镇压叛徒、打击敌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1年4月24日，中共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他掌握着我党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中央领导人地址等大量的核心机密，危害十分严重。所幸我党及时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在周恩来、陈云的果断指挥下，陈寿昌和其他同志一起抢先采取行动，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这一年年底，党中央指派陈寿昌任福建省委书记。尽管上有年迈老母，下有两岁幼女，妻子又怀孕在身，但他以革命为重，毫不犹豫地前往赴任。12月中旬，他和聂荣臻从上海起程，由交通站派向导护送，沿着秘密交通线，夜行晓宿，闯过一道又一道的敌人封锁线，历时一个多月到达目的地。以后，他通过秘密交通寄回的家信中总是说那边“生意兴隆，蒸蒸日上”，意思指革命事业日益发展，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1932年，陈寿昌调到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
1933年底，蒋介石纠集重兵，发动第五次“围剿”，在疯狂围攻中央根据地的同时，又以数十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兵力，向湘鄂赣根据地进犯。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陈寿昌受党中央委派去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1月，他带领40余人，越过重重险阻，到达该根据地。他到达后，立即制止了该地执行肃反问题的文件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肃反唯心论”，迅速纠正了肃反中的“左”的错误，从而稳住了人心，团结了广大干部。他指挥将被围困在江西万载仙源山上的省委、省苏维埃等10多个机关及红十六师的伤病员，全部安全转移到赣西北地区的铜鼓县，重新整顿队伍，并改组了红十六师的领导，徐彦刚为师长，陈寿昌兼政委，带领部队在湘鄂赣边界海拔1600多米的罗霄、幕阜山脉间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证。
这一年夏天，湘鄂赣根据地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特别是红军主力北上以后，红十六师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期3个月消灭湘鄂赣根据地及其红军，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敌人建筑了4道严密的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实行“清剿”。根据地许多地方被敌占领，我方遭到很大损失。但是根据地的军民在省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斗争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们转移到鄂东南、赣西北的广大山区，继续开展反“围剿”斗争。
陈寿昌和同志们转战在深山密林里，斗争环境越来越困苦。他和大家一样，经常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口吐黄水，双脚浮肿，仍然带领部队与敌周旋。他身边的保卫局长邓洪实在不忍心，就把自己过去修钟表积赞的钱买来一碗面条，可是陈寿昌坚持不肯吃一口，一定要让给伤员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为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反动派悬赏活捉陈寿昌，但在群众掩护下，他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一次，他藏在一座桥下水沟里，足足待了六七个小时。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天天都要换地方睡觉。
1935年初，陈寿昌率领的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老虎洞遇敌。战斗打响了，陈寿昌不幸腿部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湘鄂赣根据地为他举行了庄严的追悼大会，会上一片哭声，军民悲痛万分。为表彰陈寿昌的功绩，他牺牲的地方——湖北崇阳县曾一度被命名为寿昌县。
陈寿昌不畏险，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正如他留下的一首诗所写的：
“不到深山里，焉能伏虎威。
余生艰险尽，后纪可沾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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