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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贤江，又名英甫，笔名李浩吾、柳岛生，1895年4月出生在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今慈溪市长河镇分江村杨家)。父亲杨树芳，以裁缝为业。母亲方氏，常年纺纱织布，并种些蔬菜出卖，以补助家用。杨贤江有三弟三妹，因是长子，父母节衣缩食供他求学。1911年冬毕业于诚意高等小学堂。不久，在父母包办之下，杨贤江与比他大2岁的女子张淑贞结了婚。父亲因无力继续供他读书，希望他当个小学教师。但他一心想上学，终于说服了父亲，于1912年秋季考入学膳费全免的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
一师是浙江省最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办学认真的教育家。他延揽的一批学者如李叔同、夏丐尊、胡公冕等，不仅知识渊博、教学认真，而且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杨贤江在名师熏陶下，立志教育救国，发愤读书。进校不久，就初露头角。既是《学生杂志》征文比赛的第一名，又是全校优等奖的获得者。因他尊敬老师，遵守校规，品学皆优，成为全校公认的模范生。
1917年夏天，杨贤江在一师毕业，去南京高等师范当职员。他一面工作、一面读书，旁听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又参加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英文函授学习。在五四运动的巨浪冲击下，他大量接触新思想、新学说，深入思考社会问题，交结了不少新朋友。1919年7月，经邓中夏介绍，他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为少中南京分会书记。
1920年9月，杨贤江受聘去广东肇庆任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并讲授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伦理学四门课程。但事与愿违，到肇庆后正值粤桂军阀混战、兵荒马乱，补习所和其他学校都无法开学。他被困愁城50多天后，不得不回到余姚老家。在肇庆，杨贤江目睹军阀之残暴，士兵公然出卖着抢劫来还带有血迹的金银首饰。这使杨贤江多年来谋图教育救国的信念，受到很大打击。他在写给同学周伯棣的信中说：“我从四千里外，专程到此，终算冒了个险……惟一念及教育前途，则不禁恻然耳。”就在杨贤江对国家前途，个人事业彷徨的时候，接到了《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先生的邀请信，他欣然而往了。
五四运动前后，商务印书馆对编译所的几种杂志进行改革。20年代初商务编译所汇集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如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董亦湘等。沈雁冰还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杨贤江进了编译所，与他们意气相投，志趣相同。他就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主义，找到了革命真理。1922年5月，杨贤江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贤江入党后，在编辑《学生杂志》的同时，还担任了不少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1923年，他与恽代英共同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学生方面的领导工作。以后又担任上海地委执行委员。1926年初，杨贤江与恽代英、沈雁冰、林钧等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以后又任常委兼青年部长。同时，他以《学生杂志》为掩护，担任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工作；协助张秋人、宣中华来杭州、宁波开展党、团工作；到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担任该会历届评议员或候补评议员；还到上海大学社会系授课，担任上大附中教务主任，并受聘为景贤女中教师，多次到该校组织的暑期学术报告会和上海学联举办的夏令营讲习会讲学。他和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等9人组织了青年问题讨论会，还担任过上虞春晖中学教务主任，每周一次往返于上海至白马湖之间。他帮助过家乡余姚青年组织进步社团创办《余姚评论》和《余姚青年》。五卅运动后，杨贤江参加社会活动更加频繁。
但是，从1921年到1926年这整整6年中，杨贤江的主要工作仍是编辑《学生杂志》。这6年，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掀起，中国人民的觉悟空前高涨的时期。杨贤江紧跟时代的脚步，把《学生杂志》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思想性很强，成为宣传革命真理、团结教育青年学生的阵地。这一期间，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专论和社评，立论新颖，观点鲜明，战斗性强。如1924年2月，他抓住上海颇有名气的澄衷中学举行策问式会考这件事，发表了《国故毒》社评。文中尖锐地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这篇社评，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复古派的要害，急得封建学阀、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咆哮如雷，在报刊上公开指名攻击杨贤江，并纠合顽固势力向商务印书馆施加压力。杨贤江不为其气势汹汹所吓倒，继续发表文章反击。恽代英、肖楚女、陈望道、曹聚仁等著名人士也著文声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掀起的复古读经逆流。杨贤江懂得青年人的心，善于瞄准青年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组织专题讨论，以教育青年。1923年至1924年，他在《学生杂志》上接连组织了学生干政、学生入党问题两次专题讨论，发表了不少文章，还请恽代英写解答文章。这一讨论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大大地澄清了学界不问政治、关门读书的糊涂思想。对于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杨贤江还在《学生杂志》上创造性地开辟了“通知”、“答问”栏，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不论是世界大势、国家命运、人生前途等大事，还是婚姻恋爱、职业选择，处世交友等青年学生面临的特有问题，甚至有妻子不育、父母强迫纳妾、因口吃想自杀、为遗精而苦恼这类问题，也向杨贤江请教。杨贤江总是耐心的解答指导，或请人来解答。这样的通讯、答问，每期刊登10则，甚至多到100余则。因简明扼要、有的放矢，极受读者欢迎。从而，也加强了读者与编者的亲密联系，来信的越来越多，杂志也越办越好。
6年中，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署名的论文、社评有180多篇，通讯100多封，答问1500多则，为教育青年学生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得到了青年学生的崇敬。许多青年把杨贤江作为自己的导师和知心朋友，把《学生杂志》看作是“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切实、最缜密而最富有革命精神的杂志”，是“指导青年走向光明之路的‘明灯’”。使这一时期的《学生杂志》销量大增，遍及全国大、中学校，甚至远销海外，影响极为深远。不少青年学生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参加了革命，有的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李一氓在纪念杨贤江的文章中作过中肯的评价，他说：“他与恽代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代英同志对于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运动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受杨贤江的影响”。
杨贤江把《学生杂志》改造成为受青年学生欢迎的、宣传革命的刊物确不容易。当时的上海是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办个有政治色彩的进步刊物实非易事。因此，每一项改革，都要历尽周折。而且，编辑任务很重。每月一期有10万字的容量，出专号字数加倍。组稿，编辑，实际上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在此同时，他又担任了党内重要职务，须做大量的社会工作。特别是从1923年秋到1925年夏，他还修完了复旦大学心理学院的全部课程。这样的繁忙，他仍把编辑《学生杂志》的本职工作或兼做的工作，都干得相当出色。
当时，国内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极少。由于他在一师时掌握了英、日两种外文，能够翻译和借助外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解国际上重大新闻。所以，他信息灵、出手快、水平高。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杨贤江在2月初就写出了《列宁与中国青年》社评，高度根据了列宁的革命贡献，号召中国青年“向刻苦力行、勤学研究，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列宁学习”。他当年在《学生杂志》上所写的大多数文章，时隔半个世纪，到现在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自奉甚为节俭。在《学生杂志》的6年，大部分时间过的单身生活。他没有嗜好，饮食简单，清汤里加一点“味之素”，星期六喝一小杯五加皮酒，已经算是奢侈了。这固然是他做苦学生所养成的习惯，也由于他的家庭负担较重。在编译所工作期间，由于缺乏爱情基础，他和张淑贞协议离了婚。但双方关系处理得较好，离婚以后，杨贤江继续供给她在绍兴明德女师读书，直到毕业。1925年，他与杭女师毕业的姚漪韵结婚，建立了新的家庭。他，一个杂志编辑，收入有限，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和沈雁冰、侯绍裘一道捐助江苏省党部光洋各100元，以解决他们的经费困难。
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杨贤江站在领导运动的前列。他和沈雁冰、侯绍裘、董亦湘等同志发起组织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他们印发宣言，组织讲演团，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宣传反帝救国的道理。这样，引起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妒恨，竟然非法开除杨贤江、沈雁冰、恽代英等同志的国民党党籍。为此，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派筹备员到上海，于1926年1月成立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布杨贤江、恽代英、沈雁冰、林钧、杨之华等9人为执行委员。1926年北代军出征后，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杨贤江担任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任青年部长，又担任了国民党东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由于当时恽代英、沈雁冰等已离开上海，杨贤江的责任更重，他不得不离开工作了6年的《学生杂志》社，全力投入革命的领导工作。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都因时机不成熟和缺乏必要的准备遭到了失败。党中央又派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上海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杨贤江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2月下旬，北伐军东路军已占领杭州、苏州、嘉兴等地，前锋已抵松江地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也在紧张准备之中。2月27日，杨贤江作为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到杭州联络北伐军。在杭州活动期间，革命派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已逐渐白热化，杨贤江觉察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有背叛革命的危险。他在浙江省左派各县党部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不要幻想地主资本家会自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必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他又到余姚告知负责县党部的楼适夷，要注意整个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撤退或潜入地下的准备”。当时，负责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希望他留在杭州担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和杭州《民国日报》编辑，但他因上海工作需要，坚决回到上海参加更为艰巨的斗争。
3月21日，震惊中外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杨贤江担任上海大学纠察队队长，配合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攻占天通庵东站。当兵力占优的敌大刀队逼近上海大学，纠察队驻地景贤女中大有被破门而入之时，杨贤江当机立断，组织10多名女学生翻墙撤走，表现得非常沉着果敢。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第二天，上海临时市政府宣布办公。此举很快得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承认，但却遭到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百般阻挠。蒋介石也急急忙忙从芜湖赶到上海，加紧与帝国主义、买办、封建势力勾结，亡图压制和削弱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革命力量。为此，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各团体于3月27日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补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杨贤江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当着右派头子白崇禧的面，严正指出：“今日之上海，已成为革命势力之上海，是由民众创设之上海”。“上海革命之工人已有武装之预备，应保存其原有势力，与革命的军队一致对付帝国主义者”。“我等已得之政权固须保存，我等已有之革命势力亦当扩大”。正在磨刀霍霍，决心反共的蒋介石、白崇禧，当然置若罔闻。当3月29日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时，白崇禧、钮永建等6名委员拒绝出席，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白崇禧也来信要取消临时政府。会议主席杨贤江不畏武力威胁，毅然宣布上海市政府成立，并致词说：“临时市政府产自民众，受民众之监督……，为民众谋幸福。”罗亦农、汪寿华等13名委员亦当众宣誓就职，并致电武汉政府，“誓死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铲除劣绅土豪、贪官污吏等封建残余势力，实现民主政治。”
正当上海工人浴血战斗之时，国民党右派已接收了原市政府各局，临时市政府只接收了一个教育局，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蒋介石又假借国民党中央名义，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吴忠信、陈果夫等右派头目，组成“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夺取了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以及党务之权。当上海临时政府唯一接收的教育局局长丁晓先赴武汉汇报请示工作时，杨贤江挺身而出，担负起代理局长的职务。他立即发表改革教育的谈话，但这时已是人心惶惶，他的这些正确主张无从实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把杨贤江作为要犯通缉。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发出的通缉名单中，杨贤江名列第三。他奉党的指示，秘密到了武汉。5月13日，杨贤江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指出蒋介石是封建、买办和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新军阀，其残忍比孙传芳、张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并预言如果对蒋介石进行讨伐，上海工人会有第四次武装暴动。这与周恩来建议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意见不谋而合。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加委杨贤江为苏浙沪三党部驻武汉办事处委员，并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当时，武汉形势日趋逆转，汪精卫的反共活动日益明显。7月14日，杨贤江冒着极大风险，在《革命军日报》上刊登了宋庆龄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第二天，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秘密返回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在黑暗的日子里，一度参加过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悲观消沉，有的变节叛党，有的愤激暴躁。杨贤江有着坚定的立场，他认为：“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变革事业，决非一蹴而就，它要经过多次的涨潮与退潮，然后才能达到最后胜利。”在隐蔽地下用笔战斗时，他仍然坚持有规律的生活，举铁哑铃锻炼身体，有计划地读书写文章。一次，他与张秋人等同志隐蔽在绍敦电气公司楼上，性情急躁的张秋人拿着一张登满脱党声明的报纸，怒气冲冲对杨贤江说：“这几个人我早就看出他们是投机分子。可是，这个人我把他看做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杨贤江听了只淡淡地一笑，然后低声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夏衍后来回忆说：“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一个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
1927年底，上海的形势更加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指示处境极为危险的党员出国隐蔽。杨贤江和夫人姚漪韵先后东渡日本，居住京都。旅日期间，杨贤江除继续用笔战斗外，还担任中国留学生中党组织的负责人，机智地进行地下工作。董必武、林伯渠等先后去日本，都是在杨贤江巧妙安排下，躲过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取道海参崴去苏联的。
1929年5月，杨贤江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担任了中央文委委员，发起组织社会科学联盟。为了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央文委决定编写一套《新兴社会科学丛书》，分配给杨贤江的任务是撰写《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日夜赶写，是这套丛书中最早交稿的，并于1930年2月，以李浩吾的笔名，由南强书局出版。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教育原理，理论联系实际的著作，和他早先出版的《教育史ABC》一起，这两本专著奠定了杨贤江作为我国新兴教育理论先驱者的历史地位。
杨贤江是被运动派通缉的人物，只得蛰居地下，深居简出，用笔战斗，并以此来维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大革命失败后的4年中，除上面两本教育专著外，他还用柳岛生的化名，编写出版了《今日之世界》，用李膺扬、柳岛生、李浩吾等化名，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日本上田茂树的《世界史纲》、日本山下德治的《新兴俄国之教育》和美国荷尔的《青年的心理和教育》等书，同时，还用李谊、姚应夫、李洪康、叶公朴、牛犇等化名，在《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新思潮》上发表论文，热情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抨击国民党所谓党国教育的反动实质。
数年的隐蔽工作，杨贤江虽以文为生，然生活仍穷困又不安定。尽管如此，一旦党有什么任务交给他，他即停止为维持生计所进行的写作，尽力去完成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可是，生活的折磨和工作的劳累，使他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伤。1931年7月他终于病倒了，患的是肾结核。由于他是一个被通缉的人物，又鉴于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党组织和朋友帮助他去日本医治。8月9日，在长崎一家医院里，杨贤江不幸逝世，年仅36岁。
杨贤江逝世后，由李一氓去日本运回他骨灰，葬于上海永安公墓，立了一块由经亨颐先生手书“杨贤江墓”的碑。
解放后，杨贤江墓迁葬于龙华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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