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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姓赵，名平福，后改为平复，1902年9月生于宁海县城关镇。1911年入宁海县正学小学就读。“正学”两字系宁海县明代初年名人方孝孺“读书之庐”的尊称。6年小学生活陶冶了他的硬气，鲁迅说柔石的硬气有点象方孝孺，就是指这个而言。
1918年秋，柔石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度过了5年。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响应，在学校加入了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从事新文学活动。
1923年暑期，柔石从一师毕业，曾去投考南京东南大学，因未被录取，受聘在杭州应浦泉家任家庭教师。这段时间，他的物质生活虽然不错，与所教孩子的关系也好，而且还可跟出过国的东家学外语。但这种生活和自己的教育救国抱负相去太远，精神上的苦闷有增无已。于是不到半年，就辞去了这个“西宾”职务。在此期间，他曾与同乡华宏谟、吴文钦等热心教育人士，发起组织教育储蓄会，企图筹集资金帮助贫寒子弟入学读书。后来，所筹资金不多，与会者忙于生计各奔东西。恰值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万有文库》，正在征求订户，柔石即用该会全部存款，以宁海通俗图书馆的名义订购了一套，作为普及文化教育之用。教育救国的初步尝试，也就此结束。
1924年春，柔石到慈溪县普迪小学(今宁波市慈城)任教。进校后，校内进步教师钱助乡因组织读书会触怒反动校长而被辞退。柔石为此伸张正义，与教师们一起开展责问斗争，未果，以致该年年底愤然离职。在此期间，他利用教书之余，进行文艺写作。1925年元旦，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疯人》。作品反映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思想，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侧面。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多数带着伤感和虚幻的情绪。作者自己后来也说：“当《疯人》装订完毕后，自己就很愿意它立即灭亡，因为发现其内容之幼稚和丑陋。那本书，以后我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用了。”
1925年春，柔石怀着追求新知、寻觅新路的渴望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从此有机会能够经常聆听鲁迅的讲课。在北京，他和一师同学潘谟华等一道住在小公寓里，过着艰苦的穷学生生活，但仍然很乐观。他在一封家信里说：“做人应该尝些苦，才可算真正的人，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练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对柔石的震动极大，看社会之现实，联系自己的境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究竟算个什么人呢？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它出过一颗汗过！什么爱国团，示威运动，国民大会……和我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个什么国民？他开始把个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纳入向黑暗社会冲击的洪流，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了。
1926年春，由于经济困难，柔石离京返回南方。后经友人王方仁的介绍，到镇海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不久担任教务主任。当年底，北伐军正进军浙江，他支持中小学师生举办提灯会，亦参加上街游行，被军阀势力当局诬为赤化嫌疑，只得深夜雇乘小船离开镇海县城。此后，他避居在杭州，一面寻找职业，一面读书作文，心中充满悒郁和惆怅！他创作了1929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该书初稿写成于1926年上半年，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反封建、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旧时代之死》，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作者在“自序”中即指出：“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内心的一腔愤懑，真恨得无处可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这部小说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号召人们，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努力战斗。这诚然是作者进步思想的一个表现。然而，黑暗社会怎样才能死去，未来的新社会应当是怎样一个社会？对于这些，作者还是朦胧不清的。
1927年春节后，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形势鼓舞下，他又重回镇海中学。不久，形势逆转，四一二腥风血雨笼罩镇海，一次柔石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新结识的友人周浩然等共产党员脱险。后来国民党反动当局闻悉追查，柔石自感不能立足，返回宁海故乡。此时正值春夏之交，经宁海中学教务主任吴文钦的介绍，担任宁海中学语文教师。他曾在一封信中讲到回乡的目的：一为“中学根基未稳定欲筹足资金，立了案耶；二为宁海教育幼稚，欲稍事发展，以开展宁地之文化。”当时的宁海中学，正是宁海地下党新组成县委领导机构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校内洋溢着热烈、欢乐而富有朝气的革命气氛，这使渴望着变革，却又几度受到挫折的柔石得到了感染。同时在接触党员教师和阅读进步书刊中，提高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同情无产阶级革命，拥护和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他到校后，总是坚持正义，配合支撑办学，宁海中学很快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学校的教学工作开展得更加经常，更加生气勃勃。1928年初，在宁海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他被推任为县教育局局长。此后一方面努力改革全县教育，铲除教育界的封建势力，充实新生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募款集资，筹建宁海中学校舍，奔走杭沪两地，设法使学校改为县立中学，顿使教育阵容为之一振。在任职期间，他办事公正，操守廉洁，一丝不苟。宁海中学经费来源无着，他就将仅有的学费收入，先安排给教师领用，有时自己分文不取。下面小学校长前来送礼，一概谢绝，曾拒收一小学校长送火腿，被传为克己奉公的美谈。
1928年5月，我地下党在亭旁(现属三门县)发动农民暴动，被敌军镇压而失败。在搜捕暴动人员中，查抄得党内文件《县字通讯第一号》，从中发觉宁海中学为各区委、支部书记与县委书记秘密联系的地方，加之有二三十个教师和学生参加暴动，以致遭重大嫌疑而被迫解散。为摆脱反动当局的追捕，柔石不仅帮助受牵累的党员和教师出走，还掩护当时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到西乡东溪避难脱险，而自己仍不顾安危潜回城里处理善后工作。待安排定当才托辞去东乡募款，瞒着父母妻儿，于5月31日乘船到石浦，再转航上海。
柔石来沪后，寄居在同乡严苍山家里。当时，鲁迅居于闸北景云里。柔石通过友人的介绍，就和素来最为景仰的鲁迅熟悉起来。从此直至柔石牺牲，他始终和鲁迅在一起，踏踏实实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鲁迅的优秀学生和亲密战友。而且在结识后，很快以自己的恳挚淳厚和要求进步获得了这位导师的信赖和友谊。柔石是鲁迅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每逢和鲁迅同行外出，柔石就是护卫，寸步不离地走在身边。正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所说：“简直是扶住我。”
1928年10月，经鲁迅的推荐，柔石负责《语丝》的编辑。后由于印行《语丝》的北新书局主持人逐渐转右，使鲁迅对《语丝》失去信心。1928年冬，在鲁迅和许广平的帮助下，柔石与崔真吾、王方仁等投资组织了朝花社。他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文艺作品。同时，“大部分的稿子杂务都归他做。”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彷徨之中。《二月》通过对知识青年萧涧秋在前进道路中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道路：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评论，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希望》收集短篇小说28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要建立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组织，并请夏衍、阳翰笙等着手做准备工作。柔石是最早参加左联筹备工作的重要成员。他参与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和讨论左联纲领。在筹备左联的同时，柔石还和鲁迅一起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在1930年2月13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号召“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正式成立。柔石先被选为执行委员，后又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参与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此后，又与北方左联负责人、一师同学潘漠华保持密切联系。同年5月，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与胡也频、冯铿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左联召开全体盟员大会，柔石等在大会上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情况，鲁迅亲往听取传达。大会对这一次传达给予很高的评价。
柔石担任左联领导职务后，由于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不安定，很少有时间从事文艺创作。但他总希望“能有更好的作品，贡献给买我书的读者。”他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被捕之前，他正开始着手写长篇小说《长工阿和》，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左联时期，柔石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身为左联编辑部主任，十分重视工农大众对文艺的要求和文艺大众化问题，极力支持出版当时青年作者写的工农小说，为推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培养新作家作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时期，柔石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和诗《血在沸》。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小说创作最优秀的一篇。它写竣于“左联”成立前不久(1月20日)，发表于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以后又被翻译成外文，刊登在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的刊物《国际文学》上。当年中国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曾在1945年1月29日写的《哀悼罗曼·罗兰》中提到，罗曼·罗兰从《国际文学》法文版读了柔石写的《为奴隶的母亲》之后，曾写信给该杂志编辑部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1934年，伦敦的马丁·劳伦斯书店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也收入了《为奴隶的母亲》。1936年，埃德加·斯诺编辑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将它列为除鲁迅之外的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的首篇。这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着和祥林嫂一样的命运。作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万恶的旧制度，揭露了这种制度的虚伪和冷酷。
《一个伟大的印象》是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它详细地报导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情况，反映了大会庄严热烈的气氛，写出了与会者的精神面貌和作者的切身感受，颇为亲切动人。它用刘志清的笔名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第一期上，以后又被译成日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血在沸》是作者最后一篇诗作，是为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小同志而作的。作品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对革命小同志的斗争精神给予热烈的赞颂，对未来充满着信心。这首诗直到柔石牺牲后才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发表。
柔石参加左联以后，在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论文，翻译了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等的作品，还同林淡秋一起翻译了《丹麦短篇小说》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
1931年1月17日，柔石到上海东方旅社参加我党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由于特务已经包围了会场，柔石和到会的11位同志全部被捕。被捕后，他曾抗议帝国主义租界法庭引渡他们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审理。关押在龙华监狱中，他还深切关怀鲁迅先生的处境，曾设法托人带出两封信给同乡王育和，暗示狱中审讯正在追查鲁迅住处，并请迅速转告鲁迅早日避开景云里。每天，他总要找殷夫学习德文。他经常用筷笔(用一只筷子劈开，夹上一个铅笔头，扎上线做成)听记狱中情况和斗争故事，然后写成文章、编了号包起来，打算将来出一本书(牺牲前曾托柴颖堂秘藏于地板下，后被敌人撬开地板抄去)。2月7日，柔石首先发觉敌人诱骗押指印实行暗杀，立即同大家奋起搏斗。后终因身中10弹而英勇牺牲。
柔石牺牲后，鲁迅因“失去了很好的朋友”和“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曾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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