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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原名陈鸿，1906年6月生于浦江县岩头陈镇。1921年就学于家乡湖山小学，受新文化新思想启迪，萌生了改革社会的念头。他与同学谈及佃户终日劳动而不得温饱，财主不劳而获却生活奢侈，此种制度，应予废除。
1924年春，他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读书。当时，四中由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经亨颐先生担任校长。经亨颐先生经过浙江第一师范风潮洗礼，立志于改革教育。他聘请了一些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学者到校任教；还经常邀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校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端。这使陈洪思想受到启迪，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当年夏秋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投入爱国青年学生运动。他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经常和同学共同举办读书会、演讲会，积极参加青年团宁波地委举办的《火曜》刊物的宣传工作，同学们爱称他为“小钢炮”。他与华岗(华少峰)一起筹组了学生自治会，建立了团支部。他由于热心服务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被同学们推举为中学生代表，参加了宁波地下党领导的宁波各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骨干。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甬城，宁波各界外交后援会成立，掀起抗议帝国主义，声援被害同胞的罢工、罢市、罢课浪潮。陈洪、裘古怀等带领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经过江北岸英国领事馆门口，陈洪领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学生们纷纷把传单、标语、小旗投进围墙。为了更广泛发动工人起来斗争，陈洪还编写了《一只手》的短剧，描述了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故事。这个剧本在宁波大舞台演出后，产生广泛的影响。
五卅风暴使甬江工潮汹涌澎湃向前发展，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宁波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派陈洪、卓兰芳、赵士俊等深入工厂组织工会，发动工人同军阀、资本家作斗争。陈洪来到和丰纱厂后，经常穿着蓝布工装，出入细纱间、摇纱间，很快熟悉了工人积极分子沈阿存、方阿秀，并依靠他们积极开展工作。6月下旬，和丰纱厂监工无理殴打童工，激起广大工友义愤。工人们派方阿秀、沈阿存为代表，向资本家提出交涉。资本家费善本指使事务总管打了方阿秀，并以“煽惑工友，无理取闹，违反厂规”为由开除方阿秀，还动用警察前来弹压，拘捕方阿秀等4人，开除工人30余人。此事激起工人更大愤怒，掀起为期五天的和丰工潮。后由于资本家利用工人帮派，破坏团结，罢工未能获得全胜。但影响很大，波及全市。和丰工潮后，党及时派陈洪、王鲲去和丰，与方阿秀、沈河存分析工潮未获全胜的原因，在工人中间做了团结说服工作，消除了杭州工人与宁波工人之间的隔阂。此后，陈洪又相继发动和领导了码头工人、黄包车工人、理发工人罢工并取得初步胜利。
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陈洪于1925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间，中共宁波支联成立，陈洪负责宣传。同年冬，支联扩大为中共宁波地委，翌年6月地委改组，陈洪任地委委员兼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他全力投入工人运动。为了便于接触工人，他从学校搬出，到江北岸工厂区简陋工棚住宿。1926年4月间，他和赵济猛、王小曼(王家漠)、王鲲一道在江北岸下白沙一带开展地下活动。他们利用茶馆等场合，深入浅出宣讲革命道理，鼓动工友们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还在江北岸火车站一带通过铁路行车工人的关系，秘密传达党的指示，动员组织甬曹铁路工会。这样，各站工人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工会的人越来越多。不到半年时间，全市先后建立了70多个工会，把全市大部分职工团结在工会周围。
根据宁波地委指示，陈洪与王鲲一道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宁波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各行业工会经费不足，陈洪和工会搞职工运动的同志当了衣服、被褥来解决。经过大家共同努力，10月21日在江北岸马拦河桥成立了宁波总工会，王鲲任会长，陈洪以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身份参与领导。会后，陈洪、王鲲还与白沙铁路机厂擦车工熊双福一起筹建组成了宁波工人自己的武装——宁波工人纠察大队。
市总工会成立后，积极领导各行业工会开展为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反对压迫的斗争。但不久，由于夏超起义失败，军阀势力重占宁波，工会组织暂时转入地下。中共上海区委为了保护干部，通知陈洪等已露过面的党团活动分子到上海，参加我党恽代英主持的训练班学习。在这所革命熔炉里，陈洪多次聆听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等的讲演，受到新的启迪。
1927年初，陈洪受党的委派到上海吴淞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并为中共上海区委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后当选为吴淞工会联合会主任。
3月21日，北伐军挺进上海近郊龙华。上海80万工人为了响应北伐军胜利进军，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陈洪参与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他带领吴淞起义工人夺取东、西警察所，江苏省第四水警厅和宝山县警察署，全力声援闸北战斗。当时淞沪线上一列五节铁甲车不断向起义群众打枪打炮，陈洪派人在天通庵车站附近扒掉铁轨，致使这列铁甲车翻车，敌人的武器被工人纠察队缴获。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后，吴淞区成千名起义的工人、学生汇集在公共体育场，欢庆胜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的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镇压。4月17日陈洪在工友家里被捕，判刑3个月。后因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而刑满出狱。
出狱后，陈洪在淞沪线区域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和京沪特委常委、组织部长等职。他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认真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农民秋收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农运负责人王若飞两次来到无锡，在清燕堂夹山六祭祠召开会议，总结无锡第一次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并组织了赤卫队，准备再次暴动。8月29日晚，无锡安镇附近爆发了第二次农民起义，在陈洪的率领下，周家阁、和尚桥一带农民一二百人，袭击了血债累累的反动地主、无锡自卫队总头目朱枚吉的老巢——东胶山南边山脚下的上山村。但由于事先未能摸清敌人情况，行动仓促，加以朱枚吉的武装与城里自卫团相勾结，上山包围了农民队伍，结果起义遭受失败。这次暴动虽败，但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10月18日，中共京(宁)沪特委设在常州大城旅馆的接头机关被江阴密探查觉，特委书记高士贤被捕，特委机关转移到苏州，陈洪代理书记。12月，奉江苏省委指示，京沪特委撤销，陈洪调上海工作，任沪中区委书记。
1930年4月29日晚，陈洪在上海英租界三友煤炭公司中共沪中区委机关开会，研究部署纪念五一集会、示威游行和暴动，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关押在漕河泾监狱。龙华警备司令部以“执行反革命重要职务”的罪名判处陈洪徒刑9年11个月。1931年春转解到南京江东门外国民党军人监狱，后又转移到宪兵司令部关押。
陈洪身系狱中，仍关心革命斗争形势，对革命充满信心。一次，陈洪的同乡好友张纪恩前往监狱探望他。他俩以敌人难以听懂的浦江方言交谈，张纪恩介绍了党的《八一宣言》及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后，陈洪十分喜悦。他对张说：“我在读日文，可为将来工作创造条件。”要求张设法送本日文字典给他。后来，张在南京夫子庙旧书店买到一本日文字典，寄给陈洪。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陈洪坚贞不屈。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以营救陈洪出狱为名，叫他写份悔过书，表明态度，即可出狱。陈洪断然拒绝，说：“你不要枉费心机。我言明在先，你当你的官，我坐我的牢。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参加革命！”1931年4月29日，敌人在狱中杀害恽代英。陈洪、张阿昌(张炽)首先大呼：“恽代英同志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卖国贼！”全监响应，声震屋宇。1933年，为了向敌人作斗争，杨泽、张阿昌、陈洪等在狱中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互济会，组织领导各监房难友进行绝食斗争，反对克扣囚粮，要求改善给养，要求放风、理发、洗澡等等，并计划相机进行越狱暴动。但由于叛徒出卖，结果未能实现。杨泽、张阿昌被判死刑遭杀害，陈洪经过国民党内同乡关系的营救改为加刑10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交涉，国民党当局同意释放在南京监狱的陈洪等“政治犯”。可是，当局又施弄诡计，暗中将陈洪等秘密押至无锡国民党“别墅”内。因此，陈洪又带领战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他们信守诺言，不能无理扣押。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周恩来等领导又紧迫他们放人。国民党当局无奈才把陈洪等人释放。出狱后，陈洪不顾身体虚弱，即辗转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先在延安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翌年8月调皖南新四军军部肩负新的使命。
1938年5月，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应立即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相继率第一、二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9月，陈洪随吴仲超率领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来到苏南延陵地区。随后在3年多时间里一直坚持江南敌后抗日斗争。1938年冬，陈洪出任中共苏南特委委员、组织部长，以丹阳、延陵一带为中心，开展民运工作，日夜奔波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边境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他带领农民减租减息，提高雇工工资，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由于环境恶劣和长期监狱生活的磨难，他双腿受伤，身体虚弱多病，走路不便。组织上分配给他一头小黑驴代步，可他时常让给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骑行，自己与大家一道爬山涉水，忍受劳累。
一次，宣传队跟陈洪驻在丹阳九里桥附近的潘庄。晚上，排练庆祝元旦演出节目直到深夜，陈洪为使队员不过份疲劳，决定就地宿营。不料第二天拂晓，日军突然分兵数路包围袭击潘庄。陈洪临危不惧，亲自带领部分战士掩护宣传队向九里桥方向突围。但九里桥已被敌人封锁，10余挺机枪向宣传队猛烈扫射。陈洪不顾个人安危，冲在前面，带领宣传队员滚爬前进，沿着河埂向北突围。由于陈洪的机智勇敢和周密指挥，宣传队终于突破重围。
1939年6月，陈洪先后担任镇丹边区人民抗日自卫总团的总团副(实为政委)和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个人民抗敌总会指导员。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丹南地区，组成了一个营的武装，后来发展为第五保安司令部，陈洪任司令部政治委员。
为了统一苏皖地区党的领导，12月中旬在金坛县建昌圩丁家塘举行中共苏皖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皖区委员会，由吴仲超、谭启龙分任正副书记，陈洪和韦一平、章蕴(女)、刘烈人一起当选为委员，陈洪还兼任组织部长。1940年3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抗日斗争形势发展需要，决定撤销苏南、苏皖两特委，将全区划分为4个游击区，每个游击区设立一个中心县委。茅山地区划为第二游击区，设立丹南中心县委。陈洪任丹南中心县委书记。他十分重视干部培训，亲自主持开办了两期党员短训班。为党开辟新区工作输送了一大批青年干部。
1940年6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陈毅率领新四军部分主力准备渡江北上，开辟苏中和苏北根据地。26日，陈毅在长江边上写信给陈洪，信中阐明了当时斗争形势，对陈洪寄予信任和希望，指出：“我日内即过江，此后江南部队要你同特委诸同志，动员民众予以协助……过江后仍望联络不断，常常来信至要。”陈毅的指示，使陈洪明确了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此后，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江南部队投入了更艰苦的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敌、伪、顽对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妄图消灭我党抗日力量。面对这一形势，陈洪在樊古徨召开丹南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如何隐蔽干部、积蓄力量等问题，决定撤销独立营，组织干部短枪队，坚持原地斗争。会后，陈洪带头行动，带领一个小型的干部短枪队开展武装活动。同年3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丹南中心县委和江(宁)、当(涂)、溧(水)、句(容)中心县委合并，成立(溧武)路北特委(5月改称路西北特委)，陈洪任书记。根据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长期斗争的方针，坚持在茅山地区。
9月29日，日伪军4000余人“扫荡”茅山地区，合击句容东部新四军四十六团和第五保安司令部宿营地岗南村。陈洪带领一个连奋勇抗击，掩护其他部队冲出了重围。在战斗中，陈洪不幸腿部受伤被捕，押往南京。后经新四军军部联络部营救获释，于1942年秋进华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1943年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决定选派一批干部加强浙东军政领导力量。陈洪等一行11人奉命渡海南下，来到阔别15载的浙东大地，肩负起中共四明地委书记重任。
当时，四明地区情况还十分复杂，抗日根据地创建不久，日军一再对我抗日武装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加紧制造磨擦。面对复杂形势，陈洪积极贯彻执行浙东区党委提出的“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他以卖龙须笋为掩护开展活动，深入到群众之中。群众称他为“大陈先生”。
2月中旬，陈洪参加了浙东区党委在姚南杜徐村召开的扩大会议，听了有关嵊东抗日自卫大队失利情况的汇报后，他由秘密交通杨世华陪同，化装成商人深入进行调查和考察。他按照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找干部、战士谈心，稳定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同时他也指出嵊东自卫大队200人枪失散的教训主要是警惕性不高，没有独立自主搞武装，与人家合作搞武装时又没有掌握主动权，使这支队伍遭受惨重损失。但他还是再三肯定了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能够保存党的基本力量是难能可贵的，激励战士逆流勇进，振奋精神。同志们说：“陈洪到四明地区才短短几个月时间，能够把这支部队受挫失利的原委了解得清清楚楚，分析得入情入理，足见他工作深入细致！”同年六七月间，陈洪化装成商人几经辗转来到鄞西，与当地党组织研究独立自主搞武装问题。他传达了“坚持独立自主发展自卫武装；一定要保持革命警惕性，发现问题及时把队伍拉出来”的指示精神，使鄞西党组织始终保持革命的警觉。9月初，郭青白企图把我党掌握和领导的宁波警察总队第三支队第六大队瓦解缴械的阴谋被发现后，组织上及时采取对策，于9月5日把队伍拉出来，避免了一场损失。后来，这支被称为林一新大队的革命武装，为浙东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这与陈洪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1943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调兵遣将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国民党32集团军在天台设立总指挥部，由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统一指挥，调集2万兵力，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顽军不顾我方接连发出“团结抗日，冀挽危局”的呼吁，悍然发动进攻。我方被迫进行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浙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这时，陈洪与杨思一、罗白桦、张浪、唐炎一起受命组成后方行动委员会，负责供给前方粮食和情报，动员群众，领导部队原地斗争。陈洪负责指挥后方留守部队和机关人员配合当地民运工作，坚持在余姚左溪乡一带活动。11月26日，陈洪率部向姚南紫龙庙(今燕窝乡)转移。当经过紫龙庙时，部队与“挺四”田岫山部遭遇，陈洪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浙东人民永远铭记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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