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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兴，又名挚声，原名法兴，1899年8月6日出生于浙江奉化县连山乡后畈村。父亲是位私塾教师，薪金微薄，家境清贫。
1914年，董子兴入奉化剡源高等小学读书。校长是个主张民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派人物。他常在课堂上慷慨陈词，揭露军阀的腐败，社会风气的恶劣。这些话，使董子兴感到既新鲜又新奇。
1918年，董子兴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他读书用功，成绩优良。1921年，因家里无力继续供他读书，只得辍学回家。为了生活，董子兴赴上海报考交易所，未遂。旋即转赴南京投考高等师范学校，但又误了考期，结果流落街头，后来，在同乡的资助下，他总算回到了家乡。谁知，祸不单行，年轻的妻子患病无钱医治，不幸逝世。接踵而来的打击，使他更愤恨不平的世道。
起初，董子兴受同乡好友王任叔(巴人)的影响，试图从老子、庄子的学说中寻找人生的答案，结果大失所望。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研究会》提出的“文学应该表现人生、反映人生”的主张，在董子兴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于是，他成了新文化的爱好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发行，使董子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朦胧地感觉到她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学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1925年，董子兴在奉化大堰镇亭小学任教。五卅惨案发生后，王任叔根据中共党员赵济猛的安排，返回家乡联络董子兴、王仲隅等人组织起一个剧团。他们编排了《沪上流血记》、《朝鲜亡国一瞥》等剧目，到附近乡村巡回演出。当演到学生、市民被外国巡捕打死时，观众都泣不成声；当扮演巡捕头子爱德华的演员出场时，观众就纷纷向他扔石子。目睹这一场面，董子兴感慨地对王任叔说：“谁是真正的爱国力量呢？就是那些心地纯洁的老百性，就是那些靠自己双手吃饭的老百姓。他们才是我的老师！”他沉思片刻，又说：“任叔，奉化有没有共产党？我要加入共产党。”
1926年2月，董子兴通过王任叔的关系，调到奉化初中任教。这样，董子兴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他在王任叔主编的《新奉化》月刊第5期上，发表《青年之态度》一文，指出：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中国最有希望的是青年。青年当有平民精神，同情于被压迫阶级；青年应有革命精神，扶植农工来打倒乡绅，剪除军阀、官僚；青年应有牺牲的精神，能牺牲才能不顾一切，为社会、为沦于水火之中的同胞做事；青年应有纪律，做事不是儿戏，可以任意做去，一定当有步骤等。可见，当时董子兴已十分明确青年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了。
6月底，地方劣绅控告王任叔为“赤化分子”，使王任叔不得不离开奉化去广州。不久，奉化初中的其他进步教师，也都遭到迫害和排挤。7月16日，董子兴赴广州找到王任叔，得到王任叔的鼓励和帮助。
董子兴从广州返回奉化后，很快与宁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农村，宣传革命理论，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他还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戚秀媛从家乡接到县城居住，协助做送信工作。
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宁波，宁属各县相继光复。董子兴连夜赶到县城，与冯之京一起赴甬接洽，回奉后，立即取缔了劣绅组织的第二县党部。这时，在武汉北伐军第七医院工作的中共党员王仲隅返回家乡，与中共宁波地委接上关系，遂介绍董子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月下旬，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特派员赵济猛(当时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来函改组奉化县党部。改组后的国民党县党部，7个部的负责人均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董子兴当选为宣传部长。
3月4日，董子兴以国民党奉化县党部宣传部的名义，贴出讨伐军阀孙传芳的檄文。他还亲自奔波于连山、长寿、大桥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批斗土豪劣绅。大堰土豪王朝忠平日胡作非为，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农协批斗他。王朝忠闻讯害怕，便向董子兴请求手下留情，免于批斗游街。董子兴严厉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使得王朝忠碰了一鼻子灰。
正当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却背叛了革命，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这危急的形势，董子兴挥毫写下了“蛾子欲得光明，不惜焚身；人类争取自由，何虑抛颅！”的诗句，表达了他愿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
4月29日，国民党奉(化)、南(田)、象(山)三邑特派员胡轨，主持改组了奉化县党部。由于董子兴尚未暴露身份，中共组织令他继续隐蔽，并争取到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职务。5月，国民党右派在奉化“清党”，中共党员庄公闾、王仲隅被捕，奉化的党组织被破坏。董子兴沉着冷静，尽力保护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他少年时的同学、国民党奉化县党部组织部长张英敖，负责办理“清党”登记之事。为了争取他，保护更多的同志，董子兴悄悄地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借给他阅读。谁料，张英敖是个倾向国民党右派的人物，他乘杨虎、陈群到宁波“清党”之机，向宁波清党办事处告了密。6月24日，董子兴被捕了，后由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作保，才得以获释。出狱后，董子兴被降职改任国民党奉化县党部农工部长。董子兴以县党部农工部长职务为掩护，继续奔走全县各地，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
7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嘉谟(王家谟的化名)，指派董子兴等人筹建中共奉化临时县委(9月，改为正式县委)，董子兴任县委书记。他和其他成员一起，在大桥、西坞、亭山、畸山、大堰等地恢复和发展了9个党支部，并建立了城区、西坞等区委，全县(奉东除外)共产党员达60余名。
1927年11月初，中共浙江省委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制定了《浙东暴动计划》。为加强奉东忠义区暴动点的力量，决定把中共奉化县委机关从县城迁住奉东松岙，归省委常委卓兰芳统一指挥，并派赵文光与董子兴联系。董子兴将县委迁移之事告知各支部后，即与赵文光一起前往松岙。由于缺乏隐蔽斗争的经验，他们将党员名单、支部划分、党内文件及宣传资料等都放入藤夹内随身携带。途中，又因携带的东西太多，董子兴把宣传资料寄存在一所小学的老师处。11月10日傍晚，他们途经裘村象岭时，遇上了国民党省防军巡逻班。因董子兴佩有国民党奉化县党部的徽章，被准许通行。当董子兴和赵文光上岭爬坡时，迎面走来了一个流氓模样的人。那人见董子兴好生面熟，顿生疑窦，连忙叫哨兵鸣枪，喝令他们折回。董子兴见情况不妙，想把藤夹丢入山涧未成，被敌人当场搜出党员名单等，他俩即被押到裘村省防军连部。次日，被解押至大桥岳寺省防军营部，当晚囚禁于奉化县看守所。被捕后，董子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危却牵肠挂肚，设法托人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在奉化初中当教师的中共奉化县委青年部主任萧志颜。萧闻讯后，连夜派人分头通知各支部的党员迅速转移。第二天一早，国民党奉化县军警紧急出动，按照搜获的名单捕人。幸亏多数党员及时转移，仅广渡的周世庸、禽孝的杨存未及时转移而被捕。
董子兴看到自己的同志被关进看守所，心里十分内疚。放风时，他召集赵文光、周世庸、杨存，商议对付敌人的办法。他把赵说成是不认识的同路人；把周、杨两人说成是准备发展的对象，要他们把事情都往他身上推。几天后，他们4人被押往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董子兴受到了难友们的欢迎。同志间的真挚感情，深深地感染了董子兴。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真是个新世界，不同于旧世界了”；“这里没有假笑，没有伪啼，每一句话，都是从心腑里说出，既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凌辱陷害的阴谋”，“人类的幸福是要从我们这里做出发点了”。当董子兴看到一个个难友被杀害时，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他又写道：“我竟将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无以对死者”，“最使我痛心的，是F县(指奉化)革命党全部的工作给我‘破坏’了。因为什么证据、名单都被搜去了。”
入狱一个月后，董子兴等4人才被传讯。赵、周、杨3人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应付敌人，敌人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将这3人先后开释。但对董子兴却严刑逼供，要他说出奉化党组织负责人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董子兴怒目而对，铿锵地回答：“就是我！”敌人诱骗他说：“董子兴，你被别人利用了。”董子兴反驳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怎么会受人利用？！”此后不管敌人怎样严刑逼供，董子兴只有“就是我”一句话。敌人见在董子兴身上得不到他们所要的机密，恼羞成怒，于1928年1月20日，卑鄙地将他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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