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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水香，又名志福，化名陈文杰、方均，鄞县人。1903年4月16日生于宁波城区乌楼庙跟。
柴水香19岁时进入宁波华泰绸厂当工人，他目睹北洋军阀的黑暗腐朽统治，强烈希望学习知识，投身革命。1925年初，宁波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一个俱乐部，以开设夜校、举办讲座的形式宣传革命真理。柴水香便同曹鸿棠、鲍悲国等人一起参加了夜校的学习。
同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宁波后，宁波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在党的领导下，宁波市各团体于6月2日组成了宁波各界五卅惨案国民后援会，并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柴水香同游行队伍一起到江北岸英国领事馆门口示威，还捣毁了一家专门供应外国人的宝山面包店。这场运动后，柴水香更热心于工人运动，常常利用空闲时间向工人宣传，动员他们加入工会。当时，华泰绸织厂工人在柴水香等的组织发动下，为增加工资先后举行过几次罢工，均获胜利。在此期间，他还组织成立了箔业(生产迷信品的手工业)工会。
在这些斗争中，柴水香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26年2月，经中共宁波地委慎重考察，正式批准柴水香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遵照党组织的决定，他以个人身份跨党加入国民党。
同年10月21日，宁波市总工会成立，下辖产业、店员、手工业三大工会。柴水香被选为工业工会主席，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王鲲的助手，致力于工人运动。
12月，名义上归属北洋军阀孙传芳统辖的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响应北伐，在绍兴起义。中共宁波地委为支持第一师的革命行动，决定由柴水香、王鲲等20余人组成前敌宣传队，慰问驻扎在宁波到曹娥铁路沿线的第一师官兵，并协助军队组织政治部。
1927年2月19日，由第一师改编的北伐军第十九军和省防军同时开到宁波。市总工会、市总商会、代理鄞县知事金梦麟以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热烈欢迎北伐军到来。北伐军进驻后，宁波城气象为之一新。窃据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控制江浙一带地盘，派遣亲信王俊坐镇宁波，任宁(波)、台(州)、温(州)防守司令。王俊秉承蒋介石旨意，唆使流氓焚烧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捣毁市总工会，并扣押了《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和前去司令部质问的杨眉山、王鲲。
4月11日，宁波《时事公报》登出消息：宁波国民党党部以“捣乱”及“图谋不轨”等罪名，把柴水香、杨眉山、王鲲、庄禹梅等4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人士清除出国民党。
继宁波“清党”后，蒋介石又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宁波地委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分批撤离宁波。柴水香根据党的指示，去武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柴水香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宁波旅汉同乡会的江浙流亡同志招待所内。5月底，党组织在同乡会内办了一个训练班，组织江浙同志进行学习。训练班学员中有党员、团员也有国民党左派；训练班班主任由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部长经亨颐担任，但主要工作由张秋人、王贯三等负责。教师除张秋人、王贯三外，还有沈雁冰、宋云彬等。授课内容都是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理论问题。柴水香听课认真，稍有不懂，就站起来发问。每听一节课，他总要问上几次。有些同学讥笑他，他却不以为然，仍然勤学多问，孜孜不倦。他的好学精神，深受张秋人等教师的赏识。
7月初，汪精卫逐渐撕下了假面具，压制工农运动和反对共产党，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党组织对流亡在武汉的革命者作了动员：一部分人去苏联；一部分人参加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一部分分散回各地坚持斗争。柴水香毅然选择了投军反蒋的道路，去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学兵队一连八班当兵。
当时，二十军贺龙部和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由武汉、鄂东出发，向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柴水香随部队从武汉乘船沿长江东进，在江西九江下船。7月26日，到达南昌。8月1日凌晨，柴水香所在的二十军参加了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当时我军枪支匮乏，学兵队学员都没有武器。起初，柴水香在阵地上喊口号，作政治宣传，敦促敌军投降；缴到武器后，才正式上前线。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妄图消灭起义部队。根据前委决定，起义军撤离南昌，准备南征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为适应战争环境需要，学兵队边行军边学习军事技术。当时，天气酷热，山路难行；加之敌兵阻拦，物资供应又得不到保证，起义军常常是饿着肚子行军打仗。艰难困苦的斗争，更锻炼了柴水香的斗争意志。他在学兵队中，表现活跃，处处以身作则，经常帮助和鼓励战友克服困难。
9月23日，柴水香随部队攻占潮州。不久，因敌我力量悬殊，潮州战斗失利，部队被分割包围，殊死血战中，许多战士英勇牺牲了，柴水香等也不幸被俘。
敌人把柴水香和其他被俘战士临时关在一间民房里，既没有捆绑，也来不及审问。柴水香见房子前面是一片又高又密的甘蔗林，门口只有一个敌兵看守，要逃跑比较容易。他与战友骗看守开了锁，然后夺门逃入密密的甘蔗林。敌兵被柴水香他们冲得不知所措，只好往甘蔗林里胡乱打了一阵枪作罢。
柴水香逃出后，起义部队早已被打散或转移。他只好沿途乞讨，回到宁波。这时，省委特派员卓恺泽抵甬，代表省委整顿宁波的党团组织，决定由柴水香担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卓恺泽、柴水香、曹鸿棠等人组成了鄞南暴动委员会。指挥部设在周鼎所在的鄞南石桥小学，柴水香、曹鸿棠兼军事负责。
11月5日，省委负责人王家谟由杭州抵甬，带来了省委制订的《浙东暴动计划》，准备发动一次大暴动，原先打算的以石桥为中心的鄞南局部暴动暂停。但后来敌人在大搜捕中获得《浙东暴动计划》，王家谟被捕。敌人又通令各地追捕共产党人。
国民党宁波市长收到密电后，于11月23日召集党、政、军各机关头目，举行紧急防务会议。会议决定联合组设宁波审查“反动”分子临时委员会，实行大搜捕。柴水香住在宁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仍然坚守岗位，毫不畏缩地组织其他同志转移、撤退。由于周宗谟的投敌出卖，1927年11月底，柴水香在家中被捕。
与柴水香先后被捕的70余人全部关押在敌防守司令部拘留所内。经初步审讯，除24名保释、17名就地暂押外，其余送省核办。12月初，柴水香与樊仲甫、庄启东等13人被押解至杭州，囚禁在浙江陆军监狱丙监。
狱中，柴水香十分关心同志。有的家境较好的同志把家里送进狱中的东西分给他一些，他留着不随便使用。看见其他难友有困难，就把自己省下来的东西再转送帮助别人。他还热情帮助难友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常说：从事革命工作的人，难得有机会空下来好好休息和学习，在这监狱里，我们不但要养好身体，还要学好革命理论。他在狱中先后啃读了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和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等著作。
在宁波的初审中，柴水香发现敌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份。因此，当敌人在杭州开庭审问时，他便大喊冤枉。敌人惟恐有诈，施以酷刑，逼他招供。但柴水香忍受痛苦，始终不吐真情。敌人无法定案，最后只得以“共党嫌疑”判处他两年半的徒刑。
柴水香父亲得悉儿子被捕，通过宁波药行街天主教堂戴主教设法营救。当局慑于教会势力，于1929年上半年准予提前保释出狱。这时，宁波党组织已遭破坏，柴水香只身来到上海，通过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同党接上了关系。
为了加强浙南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柴水香去浙南工作。1929年夏，柴水香化名陈文杰，从上海启程赴温州。
同年10月，柴水香根据中共永嘉(今温州)中心县委的安排，在王国贞的陪同下，来到永嘉莲花心村。他以莲花心为中心，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不多时，便把桐岭脚、上河乡一带农民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民赤卫队。
莲花心南侧新桥，设有敌警察所，驻扎着20几名警察。他们经常出来掠夺群众财物，抓捕革命同志。同时，新桥又出了一个名叫易大发的叛徒，此人曾任农会会长，熟悉党内情况。这些都给莲花心的农民武装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拔掉这两颗“钉子”，柴水香于1930年3月4日晚上率领200多个赤卫队员夜袭新桥警察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警察所内警察全部缴械，当一个敌警长负隅顽抗时，柴水香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随后，柴水香又率赤卫队员，直扑易大发家，击毙了这个正在床上酣睡的叛徒。莲花心农民赤卫队的这一壮举，使反动派极为惊慌。省保安团赶紧调遣兵力，前去镇压。柴水香带领莲花心和新桥一带三四百名农民赤卫队员，上山开展游击斗争。
这期间，浙南各地连接发生农民暴动，纷纷建立农民武装。1929年10月11日，中共早期党员、在温州地区颇有威望的胡公冕奉党中央之命，从海门秘密回到浙南，把分散在各地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加强统一领导，建立了浙南红军。翌年1月，党中央又派金贯真到温州，担负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浙南特委的重要使命。
1930年4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金贯真、柴水香来到楠溪，将浙南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胡公冕为军长，金贯真、柴水香(时化名陈文杰)分别担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红十三军的政治工作在柴水香领导下搞得相当出色。部队每到一处，政治部20几个工作人员为开大会贴标语、分发油印宣传品，忙得不亦乐乎。柴水香经常向群众讲述国内外大好形势，动员他们支持革命、参加红军，也常常向部队的干部和战士讲课，进行政治思想和部队纪律教育。在攻打枫林时，发现一个名叫李陀四的战士不但到布店抢布，还到下箬溪私自收税。为严肃军纪，军部在枫林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李陀四。又一次，群众反映一些“红军战士”抢劫小商贩。柴水香获悉后，委派蔡宝祥带领18名战士埋伏在事件发生地的周围，抓到几个冒充红军的土匪，当众枪决。
这一年，浙南一带连续发生水涝灾害，饥荒严重。穷苦人民在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压迫下，纷纷投奔红军，红十三军队伍日益壮大。红十三军的发展，引起反动政府极大恐惧。自5月1日起，温州全城日夜戒严，检查行人。敌人全副武装把守城门，晚上7时，全城各门关闭，8时后全城一律不准开店营业。特别是在红军攻下枫林及碧莲后，敌人恐慌更甚，连国民党县党部人员也不敢在城内寄宿，市民殷实者逃往上海也有。当时，驻温州的敌人已有1个团和2个营的兵力，但为维持残局，又派泰安号兵舰开进瓯江。
5月18日，金贯真在温州不幸被捕牺牲。5月24日红十三军指战员800多人组成4个大队，由军长胡公冕带领，从永嘉出发。在瑞安、平阳2000多赤卫队员配合下，第3次攻打平阳。下午4时，红军主动撤出该城。
与此同时，柴水香率领另一部分红军驻扎在瑞安永峰山西寺，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粮食。反动派获悉后，调遣省防军2个连向永峰山推进。柴水香沉着镇定，赤脚屹立山头观察敌情，指挥战士们勇猛地向敌群冲杀，打得敌军狼狈逃窜。
5月25日，柴水香率领红军离开永峰山，翻过桐岭，到达永嘉娄桥东坑，准备去慈湖山上的白云寺驻扎。当时在河东活动的张维耒等，因遭敌破坏，已先率赤卫队集中在白云寺，与柴水香所率的红十三军会合。不料，此情报被陶山恶霸地主叶再臣的儿子叶安志、叶安吉获知，立即到桐浦的地主武装保卫团报告。敌人摸掉红军岗哨，很快包围了整个寺院。正在寺中休息的红军和赤卫队员，听到枪声，急忙往外冲，但寺门已被封锁。在这严重情况下，柴水香沉着镇静，指挥部队安全突围，到后龙山集中。
平阳一战后，胡公冕绕道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领导红十三军的重担落在柴水香身上。他身为军部领导，却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部队开饭时，他先替哨兵站岗，然后自己再吃；战士宿营时，他总要巡视几遍；部队开拔，他亲自检查群众纪律。当知道有的战士借东西未还或买东西未付钱时，他一面代为赔偿或代付货款，一面找当事人耐心教育，使违反纪律的战士心悦诚服，虚心接受批评意见。
红十三军的生活十分艰苦。行军时，战士全靠一顶大箬笠防风雨、遮太阳。一次，部队从潘坑开赴八亩田(地名)时，一个战士在前一天的夜行军时丢了箬笠，骄阳烤得那个战士步履艰难。柴水香远远看见了，赶上去二话没说，摘下自己的箬笠就戴在那个战士头上。战士们还经常看到柴水香把草鞋送给别人，自己却赤着脚行走在烈日曝晒的山路上，脚板都烫起了泡。为此，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赤脚大仙”。这个美名，不仅全军上下个个知晓，而且在浙南人民中间广为传扬。
1930年5月，王国贞从党中央开会回来，于22日至26日在瑞安渔潭中村召开了浙南特委成立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成立暴动部，下设军事、土地、经济三个委员会，分别由柴水香、金咸三等3个负责；并宣布成立中共浙南特委，柴水香为特委军事委员。
由于当时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失误，军事上采取了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义做法，使后来红十三军的工作遭受很大损失。但是，由于红十三军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大贫苦农民不仅积极参加红军，而且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在柴水香领导下，红十三军指战员英勇奋战，还是打了不少胜仗。
1930年8月26日，红十三军军部发出命令，集中桥下关、樟岙、碧莲、上董5个地方的部队，在永嘉石染会师。在会师大会上，柴水香代表军部宣布了向缙云进军的命令。
缙云是个小山城，四周群山环绕，南边有一条宽长的好溪相隔，地势十分险要。红军要攻入缙云县城，必须要通过一座铁索桥，一座石板桥。国民党缙云县长郑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势，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正当郑希得意忘形的时候，红军战士经过一夜急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缙云城南。
8月31日拂晓，红十三军与从碧湖开来的敌浙保四团一个营遭遇。敌人在铁索桥和石板桥上分别架起机枪，阻挡我军前进。柴水香当即立断，命令部队分两路出击：一路攻打铁索桥，一路攻打石板桥。攻打铁索桥的这一路先打响了，敌人重机枪的火舌不断喷射，挡住了红军的去路；石板桥这边，敌人也用机枪封锁了6尺多宽的桥面。柴水香命令雷高升带领20多名战士，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奋勇冲过桥头，打死了敌人的机枪手。机枪一哑，大队人马冲过石板桥，然后绕到铁索桥敌人背后，前后一夹攻，敌人丢下机枪，放弃铁索桥阵地，拚命往桃花岭逃去。红军1000余人攻入缙云县城，缙云城保卫第一团机关枪连及步一排完全失败缴械，连长同县长混在平民中逃了。红军一入城，就开放监狱，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少地及无地农民，烧毁县署的文契，肃清反革命，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红军胜利攻克缙云县城后，声势大振。敌人急调保安五、六、七团各一营，兵舰两艘，镇海炮台陆战二连到温州；苏浙皖“剿匪”总指挥熊式辉，亦派教导师一营500余人于9月6日乘轮赴温，妄图“围剿”红十三军。
9月3日，红十三军自动撤离缙云，来到小源(属青田县)进行整编。整编时，柴水香批评了董佐光部乱拿武器，不遵守纪律的现象。董佐光怀恨在心，未经军部同意，擅自将部队拉回上董。
小源整编后，红十三军在白沙召开干部会。决定攻打后渠。9月16日，红军兵分三路：一路从东南大头墙上往下攻打；一路从西面黄皮泉进攻；还有一路从正面冲锋。敌保卫团据险顽守，红军从上午5时打到下午3时，还未攻进后渠。后来明岙、芳山等村赤卫队300余人开来增援，红军主力集中射击徐家祠堂。因红军事先有同志潜入，在祠堂内放火作内应，敌人军心大乱，抵挡不住，便从一处岩洞溃逃而去。
后渠这一仗，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打的时间长，子弹消耗多，人枪一无所获。柴水香亦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军部决定部队分散休整。鉴于董佐光部武器装备较好，又因擅自拉回家乡而未参加后渠的消耗战，加之上董又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便决定柴水香在上董养病，并嘱董佐光加以保护。
红军攻入后渠的消息传到温州城里，敌人吓得乱作一团。全城特别戒严，敌人禁止演戏、燃放爆竹等，还贴出布告以5000块银元的重赏缉拿柴水香。董佐光听到这个消息后，钱迷心窍，利欲熏心。他见红军生活很艰苦，发不了财，就想脱离红军另找生财之道，特别是小源整编时受到批评，更加心怀不满。于是，他就以出卖柴水香作为投靠国民党的进见礼。
1930年9月18日早晨，董佐光假说自己要去参加战斗，用兜子把柴水香抬着走。走到半路，董佐光又劝柴水香回去，说等他向军部汇报后再来通知。等柴水香回到上董时，国民党救乡团头子陈华早已派兵埋伏。柴水香发现敌情，立即拿出手枪还击，可是子弹早被董佐光卸掉了。柴水香把手枪一扔，准备和敌人肉搏。但他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五六个敌兵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敌人抓到柴水香，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整个红十三军的动向及人员名单，进而消灭红十三军。宁、绍、温、台“剿共”指挥官王文翰亲自审讯，他软硬兼施，耍尽一切手段，用上各种酷刑，都因柴水香视死如归、坚强不屈，而没能得到半句口供。敌人恼羞成怒，最后决定对柴水香下毒手。
1930年9月21日下午4时，柴水香双手被反绑，在荷枪实弹的敌兵押送下，推上一辆黄包车，赴温州松台山刑场。沿途，他对道旁群众高声大呼：“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紧，会有人替我报仇的。我们红军是杀不完的。杀了父亲有儿子，杀了儿子有孙子，世世代代闹革命，最后总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人送进坟墓！”临刑时，柴水香从容不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7岁。
残暴的敌人将柴水香头颅悬挂在温州城头示众。入夜，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分别将柴水香的头颅和身体埋藏起来。全国解放后，柴水香的遗体合葬在翠微山公墓。他献身中国革命的英勇业绩陈列在温州市江心屿革命烈士纪念馆和鄞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供后人瞻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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