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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恺泽，乳名阿培，笔名砍石，1905年10月23日生于奉化县松岙村。儿童时代的卓恺泽，聪明活泼，勤奋好学，富于想象。一年除夕，父亲叫他拜菩萨，他执意不肯。父亲发怒，举手欲打，他干脆跑到离家不远的姐夫家。后来，父亲责问他为何不拜菩萨，他认真地说：“小小一张桌子，坐得下12个菩萨？(旧时祭神，方桌的一边排列12只酒杯)菩萨象手指头那样大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拜呢？”他伶俐的口才，使父亲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11岁那年，卓恺泽进入离家20多里的裘村忠义高等小学就读。这所学校的老师颇有进步倾向，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军阀、抵制日货、毋忘国耻等活动。卓恺泽年纪虽小，却已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心中充满着爱国的激情。一次，学校举行演讲会，他作了题为《暗杀以寒军阀之胆》的演讲，虽然在激情之外还带点幼稚，但他以真挚的爱国心和对军阀的痛恨，讲得声色俱厉，使听者为之感奋。
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卓恺泽投身其中，深受教育。这年暑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这所学校有不少进步教师，学生运动相当活跃。在这里，卓恺泽更加勤奋地学习，经常去学校图书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1923年5月，卓恺泽和宁波第四师范读书的同乡好友裘古怀为使家乡群众也能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热情地向商界、学界、当地士绅筹募经费，创办了松溪图书馆，委托当时松岙最有权势的绅士卓祥赓代为管理。后来，卓恺泽暑期回家时，发现卓祥赓对图书管理极不经心，图书散失了许多。他为此非常痛心，就去质问卓祥赓。卓祥赓平日在乡间横行惯了，感到一个青年学生竟敢当众伤其体面，恼羞成怒，骂卓恺泽是“田鸡学生”。卓恺泽毫不客气地回敬他是“座山乌鸦”。这下更使卓祥赓暴跳如雷，气势汹汹地要打卓恺泽。卓恺泽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一脚将他踢倒在地，使其狼狈不堪。周围群众纷纷赞誉卓恺泽不畏权势的刚勇性格。
1923年8月，卓恺泽考入北京华北大学预科。在大学里，他担任学生会干部，一面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编辑壁报，开展宣传；一面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他和陈毅、乐天宇等20多名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用更多的精力从事革命工作。
1924年7月，卓恺泽回家度暑假，在奉东一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服母校忠义高等小学订阅进步刊物，不再订《时事新报》之类的反动报刊，并与裘古怀一起重编松溪图书馆的书目。在此期间，他还去宁波找潘念之等人交谈，协助宁波党组织和团地委搞些宣传工作，动员卓兰芳等青年积极投入革命。10月9日，他离开家乡前往北京，但仍与裘古怀进行频繁的书信往来，议论国是，交流思想，并把《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寄给裘古怀阅读。裘古怀在日记中写道：“松溪诸儒中，吾惟独爱卓恺泽者，盖亦以彼乃有希望之人也。”在卓恺泽的启发和影响下，裘古怀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4年11月，中共北京地委改选，卓恺泽被选为地委候补委员。他受地委派遣，深入基层指导工作。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理论问题。对自己不明确的问题，或者对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他总是大胆地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他读了林根的《军事运动与革命》一文后，对文中有不同看法，就写信向恽代英求教；《共产党宣言》中有几处译文他有疑问，也写信向恽代英请教。恽代英一一作了答复。
1925年3月，卓恺泽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加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又能阐明自己的见解，4月间被北京地委列为宣传工作最佳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当明了的同志之一。
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发动各阶层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卓恺泽被派到学联中工作，和邓鹤皋、杨善南一起，在学生中组织沪案雪耻会，发动学生罢课和游行，投入反帝爱国运动。6月底，他被选为团北京地委青年部负责人。
不久，卓恺泽协助赵世炎(时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负责人)编辑《政治生活》刊物。他在《政治生活》、《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抨击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的种种谬论。在《中国青年》第84期上，他发表了《讨论国家主义并质曾琦》一文，尖锐地批判国家主义者颂扬军阀、攻击共产党和侮辱孙中山的谬论，号召青年们起来“打倒狭义的国家主义”，“打倒冒牌的革命派”。在《政治生活》第47期上，他又发表了《戴季陶心劳日拙》的文章，痛斥戴季陶之流连他们“所最崇拜的中山先生的面目都未认识”，“忘记了他最大的使命——反帝国主义运动”。由于卓恺泽和其他共产党人撰文抨击，使得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10月，卓恺泽被选为共青团北方区委委员，先后兼任宣传部负责人、经委书记和团北京地委书记等职。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中共北方区委举办的党校工作，和肖三(时任团北方区委书记)一起，编写《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讲课稿，带领青年积极投入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反日讨张(作霖)、反英讨吴(佩孚)等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开展激烈的斗争。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并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的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云集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帝国主义的这种蛮横挑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北京人民在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卓恺泽参与组织这次大会，并参加了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当请愿团进入执政府的东辕门时，段祺瑞派军警封闭了东西两个出口，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卓恺泽在翻墙转移时，遭到军警的追打，摔下墙来，腰背部受伤，遂被送到蒋著卿(奉化人，时在北京挂牌行医)家里养伤。
1926年6月，卓恺泽回家养伤等待分配工作期间，协助卓兰芳开展农民运动，并介绍农运积极分子卓阿位等人入党。他在松岙后宅堂前召开农民大会，揭露豪绅地主用“打瞎眼筒”的办法加重剥削农民的事实，动员农民起来斗争。他说：“我们只有组织农民协会，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再不给地主‘打瞎眼筒’。土地原耕原种，秋收后付租金，还要实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听了拍手叫好，当场有近百人报名加入农民协会。
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引起了当地官僚、豪绅的恐惧和惊慌。卓恺泽的舅父庄世民曾劝他说：“你年纪轻轻，正是求学深造之时，岂可跟着共党胡闹，将来落得性命不保，后悔何及！”并以资助他去日本留学为诱饵，企图阻止他参加革命活动。但都被卓恺泽严词拒绝，并断绝往来。他还在曹村曹王庙发表演说，公开揭露其舅父的反动本质，号召农民起来打倒这些官僚、豪绅。
7月30日，卓恺泽被任命为中共上海闸北部委书记。他到任后，深入基层，做好党、团的组织工作和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卓恺泽编著了《青年平民读本》四册，送经恽代英等人修改后，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颇有影响，因此引起军阀孙传芳的忌恨，对此书加以查禁，并通辑卓恺泽。
10月，卓恺泽调团中央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他在担任编辑的短短四个月中，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1927年2月，卓恺泽被选为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不久，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受党的指派，起草《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标语、传单等，为武装起义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5月，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卓恺泽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大会闭幕后，他留在武汉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和陆定一等一起，经常讨论时局和理论问题，编写宣传大纲。
党的八七会议后，团中央派卓恺泽到江浙两省指导工作。他奔波于上海、杭州等地，宣传新形势下党、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耐心教育那些由于大革命失败而消极动摇的同志振作精神，坚持革命。9月27日，卓恺泽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被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
10月，卓恺泽来宁波指导工作，首先召开宁波市委全体会议，根据党的指示和宁波具体情况，他在会上就学运、工会、商协、妇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布置各地把党、团基层组织尽快地恢复起来。接着，他带领几名骨干到鄞南石桥小学，组织鄞南暴动。
11月，浙江党、团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王家谟、贝介夫、徐玮等党团省委领导人相继被捕。党中央派夏曦、卓恺泽等人重建浙江党、团省委。由于敌人搜捕甚严，新省委在杭州无法立足，便转移到宁波。12月，卓恺泽担任了团浙江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发展浙江的团组织作了很大努力。
一次，他来到家乡松岙，适逢卓兰芳等人在筹划奉化暴动，因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松岙党支部的部分同志有些动摇。他教育党员说：“要顶住逆流，避过风浪，坚持斗争，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春草会抽芽，革命一定会胜利。”他的一席话，坚定了大家革命的信念。当时，党的经费非常困难。为筹募暴动经费，卓恺泽去他姐夫和外婆家募来近千元钱。在此之前，他曾写信给父亲，提出变卖家产，资助革命。他父亲回信不同意，认为“这岂不是倾家荡产了吗？”他再次写信动员父亲“毁家成国，不亦宜乎”，父亲终于资助了几百元银圆。卓恺泽用这些钱在上海购买到20多支枪，支持了武装暴动。
12月下旬，卓恺泽接到团中央通知，要他带家眷作掩护去上海工作。他母亲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再离开家乡。他在全家吃团聚饭时，亲切地对母亲说：“妈，你一向吃素，今天小菜很好，我看你还是开荤吃点鱼肉吧！”他母亲听后却说：“这怎么可以呢？我已吃素信佛，再开荤是罪过的。”卓恺泽微笑着说：“妈，你讲得真对！正像你吃素不能再开荤那样，我既然参加革命，岂可半途而废！再说人生迟早难免一死，枪弹穿过只有黄豆大小，头颅砍下也不过碗口大，这又有什么可怕呢！”他母亲只得含泪送走了心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
1928年3月，湖北党、团省委遭敌破坏，团湖北省委书记唐鉴壮烈牺牲。卓恺泽被委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离开上海前，他对妻子林文翠说：“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的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怎能眼看着让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于是，毅然决然地带着妻子和儿子，前往武汉。
那时，武汉租房极为困难，出租者招贴上写着“无眷无保休问”的字样。卓恺泽和家眷只好暂住在旅馆里，他一面布置对敌斗争，一面设法托人找房子。由于湖北省委的一个内部交通投敌叛变，使湖北党、团省委又遭破坏，敌人发现了卓恺泽的行踪。4月19日下午，卓恺泽去武昌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被敌人当场逮捕。当晚，他的妻子和儿子也被敌人抓去。
在狱中，卓恺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面对凶神恶煞般的敌人，他坚不吐露党的机密。一天，他乘狱卒不在眼前，对关在隔壁牢房里的妻子说：“我决心一死，你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下去。”4月22日晚上，他给父母写下了遗书。26日，卓恺泽坦然自若地跨出牢房，向难友们告别，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牺牲时，年仅23岁。
虽然卓恺泽的生命是短暂的，然而正是烈士的鲜血才浇灌出了胜利之花。卓恺泽的英名和业绩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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