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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一家浴池内，热气蒸腾。女搓澡工熟练地套上洗澡巾，使劲在女浴客后背上搓着……“你是全国举重冠军？全国冠军给我搓澡？”女浴客很吃惊。搓澡工没有回答，她疲惫地坐在角落里，表情尴尬。十几年前邹春兰曾是闪耀体坛的全国举重冠军，打破过全国纪录、世界纪录。(《新京报》3月24日报道)
首先说明，“搓澡”不是低贱的职业，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始终是光明正大的。因此，邹春兰给人“搓澡”本身并无什么不妥。但问题在于：她曾经是举重冠军，举重冠军给人“搓澡”，至少是一种职业上的错位，就如拿钢笔去杀鸡一样，起码是没有做到“物尽其材”，是对人才的浪费。而身体的伤残得不到很好的医治护理，贫窘的生活处境，也使得我们应该对她的遭遇作多角度的反思。
由于新闻中披露的事实有限，我们还不了解邹春兰究竟是怎么从一个举重冠军变成“搓澡工”的。但是，不管她个人有没有责任，“文化水平低，社会竞争能力不强，邹春兰的遭遇是一些竞技退役运动员的缩影。‘邹春兰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位体育界人士的这一说法，表明和邹春兰有类似遭遇的中国运动员绝非一人。因此，应该说，“邹春兰现象”确实暴露了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管理机制的某些弊病。在这种机制下，“奖牌”尤其是“金牌”的重要性被无限放大，放大到它们不再是某位运动员个人的成绩和光荣，而往往是集体乃至国家的成绩和光荣，背后则是相关部门、官员们的政绩。于是，运动员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们是否能够为集体、为国家拿来奖牌尤其是金牌，拿不来就没有价值，拿来后不能再拿还是有可能失去价值。有关部门、官员们关注的只是奖牌的数量，却忽视了对运动员全面素质的培养；只需要运动员短暂的运动峰值，而不在乎运动员今后的健康和命运，这等于是在“杀鸡取卵”。
至于奖牌本身，正如新闻报道中描绘的那样：“邹春兰精心地摆弄着自己获得的各种举重奖牌14枚，其中金牌就有4枚。她说：‘有些漂亮的金牌都让亲属要去了。这些奖牌曾让我自豪，但现在留给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可见，它们也只在相关部门、官员们需要的时候才有价值，过后就如同“杀鸡取卵”留下的“一地鸡毛”，恰恰反证了类似邹春兰之类运动员现实生活的窘迫。
既然“邹春兰现象”表明我国的竞技体育管理机制确实存在某些弊病，因此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对这种机制再进行改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有关人士介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员退役后由国家包分配，而上世纪80年代推行市场经济后，“基本都是推荐就业，留队当教练的不足1%。如果推荐不成，绝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哪来回哪去。”这表明，“邹春兰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与我国的竞技体育管理机制改革有关。这样的改革并没有降低相关部门、官员们追逐奖牌的热情，但却把大量不能再争夺奖牌、失去“价值”的运动员推向了“市场”，使他们失去保障。如此改革只是有利于相关部门、官员和少数幸运的运动员。显然，如果体育管理机制的改革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许多运动员们的权益只会更加得不到保障，“邹春兰现象”还会大量出现。而这，将严重挫伤人们对竞技运动的参与热情，最终还是不利于我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
据有关体育部门官员表示，现在某些地方选拔运动员实行学籍化管理，也非常重视队员文化水平的培养。这显然有助于克服出现新的“邹春兰现象”，表明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本解决，显然还是要靠整个管理机制得到改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过分重视奖牌和政绩、忽视广大运动员权益的偏差必须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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