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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讯 为促进权力道德法律化，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缪寿良建议制定《从政道德法》，通过该法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该建议不仅在公务员中引发争议，也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反对者认为，道德与法律是相对的两方面，道德是无法用法律来进行规范的。甚至有人指出，如果要为道德立法，仅仅针对公务员也是不公平的。
权力道德能否法律化和应否法律化，不仅涉及道德与法律的一般关系问题，还涉及政治伦理、权力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从道德与法律的一般关系来讲，道德与法律确实是两个不同社会领域内的问题，两者之间有许多差别，是不能相互混淆的。道德一般是约定俗成的和不成文的，主要靠内心信念形成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来保证其实现，而法律则是成文的、明确的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这种外力保证它的实现。
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更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升华，这是两者关系的经典概括。在现代社会，道德法律化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将重要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不仅是法治的必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这样的情形在我国法律法规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如果从政治伦理角度讲，权力道德法律化就更有其内在必然性。因为政治伦理将直接涉及权力能否得到有效运行，涉及各级公务员能否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对公务员来说，职权同时又是职责，权力同时又是义务，这是人所共知的。
在世界各国，对公务员的要求都不同于普通公众，法律法规都对公务员规定了更多的权力限制，从而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实现善政的目的。公务员的一些不良行为，如接受礼品、从事经营业、公物私用等，对普通公民来讲可能只是道德领域的问题，而对公务员来讲，则都属于职权的不当使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权力效果，损害政府形象，是公众不能容忍的。因此，政治伦理和从政道德对公务员来讲，不能仅靠自律来实现，应该成为刚性要求。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制定《从政道德法》也有先例。比如，《政府道德法》、《道德法案》、《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等，这些道德法规十分严格。有些法律对公务员在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作出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比如《行为准则》第11条明确规定，“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工作，都不能将政府的资源用于私事”，包括不能将公家电话、文具、计算机、车辆等用于私事；1993年，韩国也制定了《公务员道德法》；最近，意大利则出台了《道德法典》，对公务员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作了指导性的规定。
事实证明，单纯以“道德无法用法律进行规范”这个理由，并不能否定制定《从政道德法》的必要性。恰恰相反，重要的道德规范必须实现法律化，才能赋予其实施的双重保障，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主流道德要求。
同时，公务员的道德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现有的法律还存在有效约束的空白。这就需要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情，用法律形式将基本的政治伦理和从政道德进行规范和明确，从而为公务员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准则，也方便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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