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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西柏坡
1963年10月，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30年前，人们在周恩来的身上负载着如此多的尊崇、希望和想象。对周的赞美，实际是融入了国人对一个理想而完美的“贤哲”的膜拜，以及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的寄托
★记者/黄艾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三天后，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谁也没想到，包括周恩来的亲属与身边工作人员们都没有想到，灵车经过的十里长安街两旁，竟然站满了送行的中国百姓。
人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无从知道。那天到底有多少人去了，也没有确切统计。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从内心底表达出对周恩来的衷心爱戴与痛惜。
周恩来的传奇，实际上从那一天起就开始在中国民间中传播了。
一晃，这一天已经过去了30年。那一天站在送行队伍里的风华少年，今天也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但是，那一天之后，在那一年里发生的事情，是如此戏剧性地改变了中国，让人永世难忘。而这一切，又都或多或少与周恩来有关。
1976年的3月底，天安门已经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到了4月1日，这种悼念达到高潮，广场上花圈如海，人流如潮。据亲历者的回忆，当时算得上肢体暴力冲突的，是现场有人对周恩来出言不逊，引起人们的“公愤”，这个人被扭送给了警察。
但是，这场纪念被“四人帮”镇压了下去。
接下来，是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出，整个中国陷入狂欢。从这时起，对周恩来的悼念，不但成为合法，而且成为一种社会情绪的集中喷涌。各种悼念周的文章、诗集、歌曲和图片铺天盖地。而复出的歌唱家郭兰英，每唱起经她改编的《绣金匾》，唱到“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怀念你……”时，她那颤抖中含着哭腔的歌声总会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淹没。
在那个时候，周恩来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的形象。对周的赞美，实际是国人对一个完美的领导人的想象与希冀。
周的智慧与机敏，对国家的忠诚，对工作的周密细致，对周围下属的细心体贴，他的修养与风度，他的相貌与仪表，无不让人敬慕。在民间，有人拿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比喻他；而那时，他已经完美到了超过所有中国古代“贤相”的超人境界。
30年过去，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今天人们再谈到周恩来，已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实在的人。
我们看到：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克己的人。他的克己，用一位熟识他的人的话说，是常年控制自己的感情，“呕心沥血，献身到没有自我的程度，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章含之语)。
周对细节的要求，也是出名的严苛。他会关注到下一场会谈的椅子怎么摆。这样重视细节，是他的本性，也是他一直要保持自己没有瑕疵的政治形象使然——如此的要求，既让他的手下人感动，又让他们紧张。周到晚年时，与其说更重视病魔对自己的折磨，不如说更重视自己的清白与忠诚。他临作手术前，曾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临终前，他还要阅读毛的诗篇——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打开了这位传奇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条缝隙。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能够越来越从当年特定的情境中走出来，平视地打量周恩来——以及毛、刘、朱等第一代的中共领导人。
这是一代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这一点谁也不否认。他们从中国的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走出，个人魅力与那个时代的制度紧紧结合，变成了一种社会信念。整个国家的人，都已经把国家的前途与希望，乃至自己的前途与希望，寄托到了这几个人身上。
而到今天，经历过改革开放后的人们已经看得明白：与其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与繁荣靠的是有几个具有魅力的领导人，不如说，是靠改革，靠制度的进步，靠整个国家人民自己的创造与努力。我们的前途，就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
1月往事回顾：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
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
周恩来几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重大革命活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领导过国民革命军的军政工作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还参与了南昌起义、红军长征和西安事变谈判。新中国成立，他任开国总理。
周恩来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了新中国的重大决策，在文革中，在身患重病、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仍然竭尽全力地工作，直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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