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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27日，东史郎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拜祭死难者，向亡灵忏悔谢罪并祈祷。新华社发
《东史郎日记》封面。
中国宁波网讯“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送来的图片集，已不能言语的东史郎目不转睛地盯着，紧紧地握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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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93岁的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离开了人世。接近他的人回忆，即使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依然生活在悔恨之中。
此前，东史郎在18年里先后7次来到中国，以不同的方式谢罪、忏悔，并披露日军鲜为人知的侵华事实。他也因此遭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攻击、威胁和谩骂。
1月5日，中国外交部对于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并表示东史郎因为其在余生里的作为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1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飞赴日本京都府，参加一位日本老兵的葬礼。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北京表示，中方对于东史郎的去世表示哀悼，并且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1月3日，东史郎因患大肠癌、肝癌和胃癌，最终不治，享年93岁。他的生前好友、旅日华侨林伯耀向媒体介绍，遗体告别仪式将在6日上午10时举行。
东史郎身边人士告诉《新京报》，事实上自去年年底起，这位9旬老人病情已严重恶化。其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给他送来一本图片集，已不能言语的东史郎目不转睛地盯着，紧紧地握住它”。
“东史郎案”后援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女士向《新京报》回忆，东史郎晚年除了打官司和演讲外，其余时间心态平和乐观，一直坚持最喜欢的读书和写作，直至去年6月病情恶化后。
在生前写就的《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战地日记》里，该名二战老兵记述了自己和同伴在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此外，在距离那场大屠杀50年后，东史郎花了18年时间先后7次来到中国，不住下跪、鞠躬和道歉。同样因为谢罪，他也成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眼中的“判徒”和“卖国贼”。
2005年上半年，这位日本老兵再次办好护照，兑换好钱币，准备最后一次前往中国南京，完成人生中最后一次谢罪。然而，他就此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人世。
无法忘却的“事实”
“他总是无法忘却自己曾经当过‘日本鬼子’的事实，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悔恨。”1月4日，声音中略带伤感和疲惫的山内小夜子通过越洋电话告诉《新京报》。
这也是晚年的东史郎给山内小夜子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山内小夜子女士是东史郎最后时光里的一个莫逆之交。
山内小夜子说，战败回国后，东史郎平时对待家人、朋友和周围的人都非常和蔼亲切，不会因为对方是女士就与男士区别对待，晚年对晚辈也很谦和。
东史郎的家里有许多东洋史方面的书籍。还有好几只鸟，其中一只白色的小鸟非常受其宠爱，平日里东史郎非常喜欢聆听这些小鸟的叫声。
据山内女士介绍，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史郎回到日本，与东九江夫人携手至今，育有三女一子。
此后，东史郎先后开办了多家企业。最初，他经营了一家电影院，主要播放一些欧美电影。随后，他又开办了丝织厂。最后，他开办了一家钢铁工厂，目前这家工厂已转交给女婿经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在南京多次接待东史郎，并为东史郎案搜集证据做了大量工作，与其交情颇深。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42年间有三方面原因促成了东史郎来华谢罪。
朱成山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东史郎多次讲到的“不杀之恩”。中国军官当时的那句话，在东史郎耳边回响了大半生。
1945年8月的一天，东史郎在浙江宁波市迎来日军战败投降。一名中国军官对东史郎说，他在南京大屠杀中，遭遇了日军对中国军民的集体屠杀，他因躺在战友尸体下装死才得以逃生。
“一想当时的仇恨，东军曹(注：东史郎1944年二次出征时任军曹)！我恨不得把你扔进黄浦江！但是因为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
这件事被东史郎写在《东史郎日记》“序”中。
朱成山认为，战后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成功的事业，反而让东史郎切身感受到和平的珍贵和战争的罪恶。朱成山说，东史郎一生中特别认同中国文化，他信奉孔子讲的“有过则改”。
十多名南京人围住东史郎
东史郎的病和死，一直被一位南京老人段月萍牵挂。在段月萍的回忆中，有关东史郎的镜头被闪回到18年前。
1987年12月13日早晨6点，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的段月萍，表情复杂地看了看早餐桌上一位75岁的日本老人———东史郎———他没有动面前的牛奶和蛋糕，而是表情痛苦地趴在桌上。
后来有媒体把当时的东史郎形容为“一个头发花白的75岁日本老人”。段月萍告诉《新京报》，事实上，东史郎当时还是一头黑发，脸上皱纹不多，身体看上去很好，倒像一个只有65岁的保养很好的老人。
这是一个让段月萍感到别扭的人：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作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的上等兵，来到中国。
当时段月萍4岁，被迫与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的8年。在她心中，绕不过对侵华日军的恨。
50年后，段月萍知道，她此次主要接待的是刚从日本飞来的包括洞富雄、藤原彰等十几位“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日本左翼学者。而东史郎不过是一个小角色———由学者带来的一位日本老兵。
但段月萍出于礼貌，还是通过翻译劝东史郎吃点早饭。东史郎从他黑色大衣中抬起头来，急切地说出一串日语：“50年前的这个早晨，我和我的队友正列队进入南京中山门，开始扫荡。现在我心情很难过，我吃不下早饭。”
时隔18年，段月萍清楚地记得翻译过来的东史郎原话。她说，作为中国人，听这话时心情复杂，有些激动，也有些憎恨，但未动声色。
此次见到东史郎前，段月萍对他的认知，仅是预先知道一个日本老兵要来南京，以及当年的7月6日，日文版的《东史郎日记》在日本京都的一次和平展览中被公布。她并不知道，东史郎将会正式谢罪。
在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上，洞富雄等日本学者在车厢内聊天，只有东史郎显得有些不安。他在车厢外的走廊里走来走去，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段月萍再次出于礼貌询问了他当时的状况。“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就越害怕，我怕南京人恨我、报复我这个‘东洋鬼子’……”又是痛苦的声音和不安的表情。
东史郎还说，吃早饭时，他就开始害怕了。翻译用了“诚惶诚恐”这个词。
当天中午12点多，东史郎进入南京城。午饭后的2点30分左右，日方调查团在段月萍的陪同下来到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小广场。
根据段月萍的描述，可以还原当时展现在东史郎面前的场景：建馆第3年的纪念馆小广场，邓小平题的馆名分外醒目，由于上午刚开过一个纪念大会，几十个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整齐排列，自发来馆凭吊的南京市民一批批走进馆内。
段月萍就走在东史郎身边，突然，没想到的一幕在她眼前发生了。
当时，三五个南京市民正经过东史郎身边，东史郎很快地整了整黑色大衣，表情严肃地进行了90度的日本式鞠躬。
就在几个市民诧异的当口，几句日语响起———“我就是一个东洋鬼子，50年前从中山门入城扫荡，我是特意来南京谢罪的……”听了翻译，十几个南京市民很快围住了东史郎。
段月萍注意到，当时的天很冷，但东史郎面色赤红、额头有汗。而围着东史郎的南京市民目光复杂，上上下下不断打量着他。东史郎不断地鞠着躬，重复着谢罪的话。
一位南京女市民说：“你是侵华日军，回南京谢罪是应该的，说明你能认识到当年你在南京是犯了罪的。我们中国人可以不计较你的过去，那你说，今后的中日关系应该怎么发展？”东史郎低头无语，沉默足有两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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