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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十一五”发展的历史起点，要特别注意“纵向看”和“横向比”的问题
“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是中共中央对“十一五”发展时局极其重要的判断。
这个历史起点，既包含成就，又包含存在的问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从问题的角度、困难的层面，充分认识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基本国情和历史趋势，牢牢把握“十一五”发展的历史起点，对于我们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努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更加具有现实导向意义。
历史起点的纵看横比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是“十一五”发展最大的历史起点。一切改革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均应以此为基础。
正确把握这一历史起点，要特别注意“纵向看”和“横向比”的问题。所谓“纵向看”，是指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所奠定的纵向历史起点。所谓“横向比”，即是世界工业化300年来所标示出的横向历史坐标。
从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所奠定的纵向历史起点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正进入建国以来最好、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
在经济增长方面，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约为9.4%)，为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平均4.5%的增长速度，以及20个工业化发达国家平均2.5%的增长速度。
在人均GDP占有方面，2005年我国GDP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约21600亿美元),人均GDP上升为1600多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左右前后。
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到200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以每年17%以上的高速度增长，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1400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7%左右，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从世界工业化300年来所标示的横向历史坐标看，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标位，仍处于世界工业化的中早期阶段。
据世界银行对世界工业化300年发展历程的专题研究，公元1700年，即世界工业化“元年”，作为世界史上最为辉煌的农业文明国家，当时中国的人口约1.5亿左右，GDP却占到世界总量的36%，为世界第一。而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人口13.2亿，GDP却仅为世界总量的5%左右。
西欧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一度辉煌的中国清王朝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750～1950年，世界人均GDP增长160%，其中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479%，但中国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GDP仅增长4%。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但目前工业化的进程仍处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2004年全球GDP已达41万亿美元，其中80%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所创造。中国人口虽占世界总人口的20%，但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7%。
2004年全球GDP前十位(万亿美元)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1.67；日本4.62；德国2.71；英国2.14；法国2.0；中国1.93；意大利1.67；西班牙0.99；加拿大0.98；印度0.69。
世界银行《2005世界开发指数》显示：2003年世界人均国民收入(GNI)5510美元，人均超过9000美元的55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5%，收入占世界总量的80.4%，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水平的65倍。其中，排名第一的国家是卢森堡，国土面积2586平方公里，人口约44万，人均国民收入45700美元；排名第五的国家是美国，国土面积93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9亿，人均国民收入37870美元。
另据有关报道，2003年国际上申报的发明创造专利件数，总量超过11万件，其中，美国占35.7%，日本占15.2%，德国占12.7%，英国占5.5%，法国占4.3%，五大国合计73%。中国虽有数量庞大的科研院校、研究队伍和在校大学生，但在国际上申报发明创造专利件数，不足世界总量的1%。说明目前的国民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以及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相当落后。
社会和谐的历史起点
构建和谐社会是“十一五”的关键内容，其在开局之年的一个最直接的起点，就看能否扼住或减弱目前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原则，影响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最近十年来呈现出扩大的势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年收入差距是2.47倍，到1986年降低为1.86倍，到2004年又扩大到3.21倍。但是，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剔除一些不合理的统计因素之后，目前我国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至少在5～6倍，而且这种仍在拉大着的差距并没有减弱的势头。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认为，目前与我国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年收入差距平均是1.7倍，远远低于我国的名义或实际水平。
无论具体差距如何估计，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其生活水准、生存环境、发展机会，与同区域的城市居民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以至更长的时期内，没有一系列非常有效、得力、到位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这种差距不仅是横亘于数亿农民面前的巨大的发展鸿沟，而且将严重地制约全国意义上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当然，差距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起点。它既可能带来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又可能从相反的方向推进历史的进步。“好”与“恶”的问题，并非绝对，关键在于如何转换。
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地区发展方面，相对于东部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占国土面积绝对多数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及其增长幅度，仍然处于下挫的境况。在自然环境、能源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的地位，面临着趋于恶化的发展屏障。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以及生存环境，与东部城乡居民相比，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从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占全国50%，中部地区占全国30%，西部地区占全国20%。目前，这三个数字已经变为：60%以上和24%、16%以下。
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中部地区则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西部地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目前，这三个数字分别为，东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58%以上，中、西部则下降为70%、55%以下。
人群与家庭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引发各种社会不和谐问题的直接根源。在高低收入差别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研究报告分析，2004年中国总人口中的20%的低收入家庭，其家庭年收入总量仅占全国收入总量的4.2%，而对应的20%的高收入家庭，其家庭年收入总量已占全国收入总量的50%以上。有研究报告认为，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20%的低收入家庭占1.5%，20%高收入家庭占55.4%。
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根据20%高低收入人口中更低或更高收入的10%的人，即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穷人”与“富人”的财富收入状况的比较，目前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存在，而且处于逐步扩大的过程。即使是进行国际比较，中国这种10%与10%相比较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也十分明显。按照以上贫富比率口径估计，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指数大约如下：日本4.5，德国7.2，印度10，英国10.5，中国14，美国16.9，俄罗斯23，墨西哥26，南非42，巴西47。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普遍贫穷或普遍富裕的情况下，从整体上看，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容易走向和谐。但是，在贫富差别已经明显的情况下，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很难维持相应的和谐。
放眼世界工业化300年，无论是业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中期，容易出现比较突出甚至对抗性的社会不和谐问题，既属普遍又在所难免。
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之间，既是这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又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时期，社会和谐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
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与问题，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情况。但从多数国家曾经有过或现在仍然表现的情况来分析，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突出，是导致这个国家社会不和谐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
所谓社会和谐，首先是指收入分配关系的和谐，穷人与富人的和谐。缩小贫富差距和扩大机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根本前提。
大量事实说明，目前我国社会和谐的起点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117个国家排名中，2005年中国由于社会公平、资源供给、政府管理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方面问题，使排名从2002年的第33位降至第49位。
站在“十一五”开局之年谈论构建和谐社会，首要在于能否正视目前的不和谐状况。从经济理论方面来分析，可以概括地表述为这样一个议题：在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历史起点和政策重点，就在于如何消除主要因为机会不公而导致的贫富差别问题，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田应奎)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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