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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讯 美国一直把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作为其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1989年APEC甫一成立时，美国的想法是通过它达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防止亚洲国家成立自己的地区性经济或贸易集团。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便提出要成立一个“东亚经济论坛”，但美国担心，如果出现一个像那样的机构，将会削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二是通过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帮助美国企业进入该地区市场。这也是美国为APEC设定的“第一个重要目标”。
三是通过APEC，压日本开放市场。当时美国和亚洲许多国家，都对日本有贸易逆差。美国认为可以和这些国家结成“联盟”，共同向日本施加压力。
四是在地区安全方面，通过APEC建立一个“多边基础”，以便与整个亚洲，尤其是与中国和日本打交道。这是也美国在APEC的“第二个重要目标”。
最初几年，APEC似乎按着美国设计的轨道运行，华盛顿也急于实现“第一个目标”。1993年的西雅图会议上，它作为东道主为实现“第一个目标”做了准备工作；翌年，在印尼茂物会议上，它促使各成员国做出承诺：发达国家将在2010年前，发展中国家将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至于安全领域，因亚洲普遍持有非常警惕的态度，美国出言较为谨慎。
但APEC终究不能遂美国所愿。首先，它不能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推动亚洲市场的开放。许多APEC成员最关心的是非关税壁垒，而不是关税壁垒。美国催促其他成员改进法律体系，但这种体制上的变化是很难的。
在1995年大阪会议上，亚洲国家修改了APEC议程，将“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市场自由化”共同列为优先议程。此后，尽管历届APEC会议都重申“茂物宣言”，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约束力，各国可以本着“自愿”和“灵活”的原则推进各自的自由化进程。
其次，1996年美日汽车贸易争端之后，美国也发现，它不可能和其他与日本有贸易逆差的亚洲国家结盟。因为其间存在一种“三角贸易不平衡”的关系，许多亚洲国家维持与美国的贸易盈余，正是为了抵消与日本的贸易逆差。由于日本无法吸收这些国家的出口，而东南亚的许多出口产业又是为日本公司所控制，其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市场，因而它们不大可能与美国一道向日本施压。
此外，1996年在曼谷召开的“亚洲欧盟经济预备会议”，又冲淡了美国是“唯一的与亚洲有特殊联系的经济”这一概念。那次会议以东盟加上中、日、韩为一方，欧盟为另一方，提出了与APEC的纲领非常相似的贸易、商业和文化动议。这样，美国就失去了优势，因为亚洲国家可以在贸易问题对美国打“欧洲牌”。
鉴于在“第一个目标”上受挫，美国不得不对APEC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估，并调整政策，开始强调在APEC内部建立一个长期的共识，降低迅速贸易自由化的调门，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切实可行、不那么激进的步骤上来。
在安全领域，APEC却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也不是按着美国预想的轨道运行。本来，推动安全领域的合作是美国在APEC的“第二个重要目标”。随着冷战结束和亚太的经济增长，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多边安全机制，以补充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安全条约。
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亚洲领导人在地区稳定和安全问题上也有了更多的共识。此外，由于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APEC会议已经包括中、美、俄、日、韩等北太平洋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于是，营造一个东北亚安全论坛，是水到渠成的事。通过“六方会谈”来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表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必须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
APEC未来的运行轨道，将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各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18日至19日举行的APEC第13次首脑峰会主题就是“作为一个共同体迎接挑战和变革”。这可能也是APEC应该走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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