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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访人：李致
性别：男
年龄：74岁
职业：离休干部，曾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现为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采访时间：2003年7月17日
采访地点：成都李致先生家
采访：杨易
李致，巴金先生的亲侄子，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回忆他的四爸(即四叔)巴金。这些散文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今年，是巴金诞辰100周年。为了让读者从更深的层面了解巴金，记者专程到成都采访了李致先生。
李先生宽敞的新居陈设简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尊巴金的铜制塑像。我们的谈话非常自然地从巴金谈起。
大哥
记者：听说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主人公之一觉新的原型就是您的父亲？
李致：是的，巴金是按他大哥的性格来写觉新的。他大哥就是我的父亲李尧枚。他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岁多，对他没有什么记忆，以后只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但为生活所迫服毒自尽。直到上中学的时候，读了四爸李尧棠(李致一直称巴金为四爸)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父亲自小就很聪慧，他对化学很有兴趣，希望将来能去上海或北京上大学，以后再到德国留学，他脑子里充满美丽的幻想。可是高中毕业不久祖父给他娶了妻子，结婚不久又为他找了工作。父亲顺从了，毫不反抗。但回到自己的屋子却伤心地哭了一场。24元的月薪断送了他的前程。祖父去世后，父亲又担负起我们这一房的生活重担。
父亲和四爸的感情非常好。这除了同胞的亲情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志趣相投。“五四”运动以后，父亲和三爸李尧林、四爸都受到新思潮的洗礼。父亲经常买回新书报，他们一起贪婪地阅读，接受新思想。但正如四爸所说，我父亲“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还有一点他们三人都愿多为别人着想。
四爸和父亲的感情极为深厚，在《做大哥的人》中他叙述了从法国回国后兄弟两人在上海相见时的情景：
他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噎地说：“你拿去听。”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 Boy”格蕾西·菲尔兹唱的《宝贝儿子》，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得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竟然淌下了泪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上海，四爸拿了一沓信纸给我，说这是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我知道三爸四爸离开四川后，父亲经常给他们写信。四爸很珍惜这些信，把一百多封信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多年。“文革”前夕，为避免引起麻烦，四爸横下心烧掉这些信。以后，四爸回忆到这件事时曾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字迹。这四封信的前三封写于1929年，后一封信写于1930年。因为没有装订，烧毁时漏掉，才被留下。以后被抄走，落实政策时退回。第一封信刚好是父亲从上海回成都后写给四爸的：“你们走后我就睡在舱里哭，一直到三点半钟船开始起锚，我才走出来，望着星光闪闪的上海，嘴里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上海，我本不喜欢，但是我弟弟住在那里，我就喜欢他了。”另一封信上又说：“弟弟，我此次回来，一直到现在，终是失魂落魄的。我的心的确的掉在了上海了……我无日无夜的在想念你。弟弟，我回来，我仍在我屋里设一个行军床，仍不挂帐子，每夜仍就是照上海时那样子吃茶看书。然而在上海看书过迟，你一定要催促我……”还说“我是不再看电影了。”因为没有他弟弟坐在他旁边替他解释剧情了。弟弟，他要他弟弟回来，他才快乐呵！
记者：关于以你父亲为原型的事儿，他自己同意吗？
李致：我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四爸写小说《家》。他在信上说：“《春梦》(即以后的小说《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它写成罢。”
但我的父亲却终究没有看到书的出版。为此，四爸曾在《呈献给一个人》——《家》的初版代序中写道：
……我曾经写信告诉你，我打算为你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我有种种的顾虑。你却写了鼓励的信来，你希望我早日把它写成，你说你不能忍耐地等着读它……你的信在我的抽屉里整整放了一年多，我的小说还不曾动笔。我知道你是这样焦急的等待着。直到去年四月我答应了时报馆的要求，才下决心开始写它。我想这一次不会使你久待了。我还打算把报纸为你保留一份集起来寄给你。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小说星期六开始在报上发表，而报告你的死讯的电报星期日就到了。你连读我小说的机会也没有……
我父亲的自杀让四爸非常痛苦。1986年春我又与四爸谈起父亲。他一连几次对我说，真不知道那一次为什么没与你父亲一起去杭州玩？最令四爸痛苦的事，是两个哥哥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去。四爸痛哭失声地说，我现在有钱，但钱有什么用？又不想过好生活。
海儿
记者：您写了一篇散文叫《叔侄情》，讲的是巴金和您夭折的哥哥之间的情感故事，您能具体说说吗？
李致：在《巴金全集》第18卷(《集外编》上)刊有一首《小诗·哭侄诗之一》。这是四爸巴金在1923年写的，距今已有80年。
“四叔！”“四叔！”
从可爱的小口里叫出的声音
我能再听一回吗？
四爸所哭的侄，是我的哥哥。他四岁多就去世了。他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18年，叫李国嘉，小名叫庆斯。四岁多的时候因患脑膜炎去世。四爸非常喜欢他。在创作《激流三部曲》时，四爸情不自禁地把哥哥作为海儿的原型写在《春》里。
1958年四爸在《谈〈春〉》一文中写道：
海儿是我大哥的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小名叫庆斯。海儿的病和死亡都是按照真实情形写下来的。连“今天把你们吓倒。”这句话也是庆儿亲口对我说过的。祝医官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到今天我还仿佛看见那个胖大的法国医生把光着身子的庆儿捧在手里的情景，我还仿佛看见那个大花圈和“嘉兴李国嘉之墓”七个大字。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嘉兴李国嘉”在《春》里面就变成了“金陵高海臣”了。
1995年我去看望四爸的时候谈起哥哥的事儿，四爸说“我很喜欢李国嘉，他死了我很难过。我记得那是正月初七，我和朋友到草堂寺去玩，回家看见带李国嘉的何嫂在哭……”
当时四爸已经92岁，对73年前的事记得这样清楚，连哥哥去世的日子也记得这样准确。可见他对哥哥的爱。
92封书信
记者：您出版了一本名为《巴金教我做人》的书，收录了巴老给您的192封信。你们的交流非常多，您能否谈谈你们叔侄之间的感情交流？
李致：四十年代四爸两次回成都，当时我很小。五十年代中期四爸路过重庆，我才算以成人的资格与他交往。1964年我调北京工作，四爸来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我出差到上海，接触的机会增多。而更深的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应该从那次“文革”中我悄悄去看望四爸开始。
那是1973年春，我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我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为了避免麻烦只能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不能忘记：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在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
四爸的妻子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
对林彪一伙的仇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虽然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又怎么敢不按时回到让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走的那天早晨下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
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四爸自己说，他因为不爱说话所以才用笔来讲话，在朋友中间，他喜欢听、观察，而我俩儿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抢着说。那是我最难忘的日子。
现在，四爸在上海由女儿小林和护士照顾，由于疾病的影响，他已不能再与我交流。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对我的教诲，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他的惦念、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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