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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坚：1927年出生在台湾省彰化，1937年随父逃回大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原副会长。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可以从1874年入侵台湾算起。由于中华儿女的英勇抗击，直到1895年，日本才通过马关条约达到侵占台湾的目的。在台湾的中国同胞，从1895年日本殖民者的铁蹄踏上祖国宝岛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抗日斗争，抗日时间最长，牺牲、受害累计达65万人之多。按台湾光复时人口600万计算，达11%之多。
马关条约签署后，台湾的中华儿女并没有将台湾拱手相让。日军从北部基隆登陆，打了五个多月，才占领南部沿海的台南。日军死伤人数，超过甲午战争近一倍(包括最高统帅近卫师团长在内，死4800人，伤病2.7万人)。我台湾同胞的伤亡更惨重，仅在我家乡彰化八卦山一役，就牺牲了五千多人。
到1915年台南西来庵起义失败，台湾的中华儿女，以高山峻岭的乡村为根据地，坚持了长达20年的武装抗日斗争。1915年以后，台湾中华儿女的抗日斗争，从“武斗”转为以“文斗”为主。著名的抗日团体有“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等。各团体发起的新文学运动、反皇民化运动等等动摇了日本的殖民统治。1930年，台湾原住民爆发了“雾社起义”，日本殖民当局动用毒气残酷杀绝了起义村庄的男女老少，激起国际公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已经坚持抗日42年之久的台湾同胞，与全国军民并肩战斗，进行了更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一大批在台湾从事抗日活动的热血青年，为躲避日本殖民者的迫害而回到祖国大陆，纷纷投身各地的抗日斗争，有的还直接参战。1939年，李友邦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转战在浙、闽、苏、皖的抗战前线，直到抗战胜利。先父与本人都先后参加了这支爱国抗日武装。
岛内的抗日斗争更加悲壮。1938年在高雄等地发生了两起反战暴动，400多人被捕，200多人牺牲。1939年反抗拉“军夫”的600多同胞被日寇杀害。1943年至1944年在海南岛有万余名被强征的台湾兵准备起义，调转枪口打日本侵略者。起义失败，7000多人遭就地杀害。而仅在海南岛一地，就有4000余台湾兵成功地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本人的二叔、三叔、舅舅都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二叔死于海南岛，尸骨不存。
日本人的皇民运动搞了五十年没有成功。最后真的改日本名字、变成日本人的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像李登辉等少数家庭改了，大多数人都抵制。
采访时间：2005年7月
采访地点：上海
见证人：黄莘 女，1928年出生于台湾南部。
-为了摆脱奴役而来到祖国大陆，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把我们当成“日本间谍”，这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台湾已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我是一个小“亡国奴”。我父亲黄国瑞，在台南开家诊所。由于几十年来的奴化教育，父母的中文都讲不好，在家说日语。眼看着我和其他4个兄弟姐妹们长到入学的年龄，父亲犯愁了。平日里，父亲一直教育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祖国。
1936年，为了孩子不再受奴化教育，父亲毅然关掉台南诊所，带着母亲和5个孩子来到福建泉州。我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回到祖国，但没想到的是，抗战伊始就横遭大祸。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以“日本特务嫌疑”为名，将所有台湾同胞送到闽北荒山野岭中的小县崇安。一路上，哀号四起，哭声震天。有的女人生病了，就由丈夫背着走，老人和小孩互相搀扶，踉踉跄跄。到崇安，四百多人住在像集中营似的两栋楼内，所有人都睡上下铺。门口有人把守，不许自由进出。肚子填不饱，生病没有药。酷热难当，水土不服。蚊虫遍布，老鼠横行。得病的妹妹被饥饿的老鼠活活咬死……我们为了摆脱奴役而来到祖国大陆，可是国民政府却把我们当成“日本间谍”，这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1938年底，崇安“台民垦植所”里来了个年轻人，胖乎乎的脸蛋，长得慈眉善目，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台湾乡音，亲切动人。年轻人说：“大家在这里无自由又不能谋生，携老带幼又回不去台湾。大家只有团结一致，起来抗日，才有希望。只有打倒日寇，台湾才得解放，大家才得自由！”
400多台胞雀跃异常，写联名信表达抗日愿望。
年轻人名叫李友邦，台湾台北芦洲人。1924年由于夜袭台北日军派出所被通缉，来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在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帮助下，李友邦“抗日救台”的想法愈加成熟。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友邦得知大批台湾同胞被无辜关押在崇安，请求浙江省政府向陈仪解释，崇安台胞与当时在福建一带充当日本打手的台湾流氓不同。陈仪了解情况后同意李友邦带走台胞抗日。
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第一批台胞30多人，包括6名儿童。其中就有我和我的父亲黄国瑞以及大姐黄月华。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义勇队利用成员大多是医生和技术人员且能说日语的优势，积极从事医疗、情报、宣传、策反、审讯俘虏等工作，在闽浙一带颇为活跃。
1940年，父亲来信叫我去金华参加少年团。和母亲临别时，我大哭一场，从此我离开家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那一年，我12岁。
-来自台湾的少年团员们对日本的残暴统治有着切身感受，因而经常作街头宣传演说
少年团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每天都要军训出操，除了学习《台湾抗战史》、《台湾革命史》等课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文艺。我唱歌唱得好，是团里的文艺骨干之一。我们经常到浙江和沿海地区进行文艺宣传演出，到前线慰问英勇杀敌的将士，和大人一样上前线对日军喊话宣传……
台湾割让出去已经几十年，当时政府对这段屈辱历史讳莫如深，因而大陆同胞对台湾现状了解不多，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台湾是中国领土。来自台湾的少年团员们，对日本的残暴统治有着切身感受，因而经常作街头宣传演说。
大家主要宣传“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让祖国同胞了解台湾，支持台湾革命。同时我们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施行的殖民统治，对台湾同胞的残酷压迫与欺凌。孩子们的现身说法很有感召力。群众起初是好奇，听着听着就被孩子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每次街头宣传都吸引了不少民众，宣传效果特别好。
到了少年团，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懂了很多。孩子们都特别懂事、听话。当时物资紧缺，一天吃两顿饭，都是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饭。营养不良，所以老生病，但我从来不吭声，自己熬着，坚持工作。
1942年4月间，日寇攻陷金华。少年团随义勇队向闽西龙岩撤退。部队为了照顾孩子，每人发双鞋，可大家舍不得穿，自己打草鞋穿。结果，脚走出了血泡。行军时还得自己背行李，遇上下雨，就喝一碗姜汤驱寒。李友邦常说：“台湾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些孩子身上。”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什么苦都能吃。
有时候一天行军几十里，日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我们都不怕。每过一个村庄，总有一群孩子好奇地跟在我们后面喊叫：“小兵、小兵、还有女娃兵。”大人也热情地叫我们“小鬼”。群众的热情，让我们忘记了疲劳。
经过长期的战斗洗礼，1943年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扩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少将队长，人员增加到165人，到1945年扩大到381人。从1939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少年团这支抗日宣传队伍，随台湾义勇队足迹踏遍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带以及皖南地区，为争取民族解放，收复台湾不遗余力地奔走宣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家欢呼雀跃，祖国胜利了！台湾光复了！9月9日，少年团随义勇队来到漳州，准备越过海峡，收复故里。在武夷山上的九曲溪，至今仍留着孩子们当时涂刷的口号：“打倒日寇，保我中华。”
9月，义勇队和少年团回到台北：阔别多年的故乡。在日寇占领时期做低等公民的日子结束了。1947年，向往革命的我离别亲人，独自返回大陆，最后在上海电视台离休。
-采写／新华社记者(孙彦新金旼旼肖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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